真才意气踏征程——评小说《红痴》主人公李家宝形象

《红痴》忠实地反映了文革前后这一特殊历史时期的社会现实，再现了当年知识青年的生活境况和精神面貌，反映了那一代人深刻思索、奋发图强的精神。小说以主人公李家宝的生活、学习、婚恋经历为线索，展开了跨越三十年的历史故事．给人一种厚重的历史感。作者通过对李家宝性格发展过程娴熟、真实的描写，不仅使现实主义创作方法大放光彩，同时又闪烁着理想主义的光芒。     

《石点头》作者的商人情结

《石点头》作者有浓厚的商人情结。作者在"劝诫"本意下,塑造了富商大贾、小商小贩、"士而商"者等一系列商人形象,这些商人仗义重情,令人敬重,不再是重利忘义、坑蒙拐骗、骄奢淫逸的代名词,他们开始追求自身的社会价值。同时,小说还描绘了繁荣热闹的商业场面。究其情结原因,主要在于"士"对"商"态度的转变、商贾势力的强大和追逐名利的世风。天然痴叟对商人的情结,也体现出他对商人职业重要性的认识,对商业活动的特殊性认识,尤其是对商人价值观所隐含的历史进步性的正确的认识。     

书人痴事

友人翁藏书甚丰,有关书的奇闻逸事亦知道不少。某日我与他一起喝酒,推杯换盏间跟我讲了一件趣事。     

中国古代精神病人犯罪法探析

在中国古代法律中,精神病人享有刑事处罚的特殊待遇.对精神病人刑罚的减免总是与特定的犯罪行为联系在一起的.这表明精神病人是否有刑事责任能力并不是法律所关注的根本问题,应否给予犯罪精神病人刑罚减免,主要考虑因素是这一减免是否会对封建社会的基本统治秩序造成损害.法律对精神病人按病情轻重进行分类并给予相应的优待措施,对间歇性精神病人无论是犯罪时患有精神病还是审理时患有精神病都按精神病人给予优待,这一做法体现了中国古代法律理性的一面.     

蒲松龄与魏晋风流

蒲松龄首先体味了魏晋风流性情层面的“真”,将“真”发展为更加执着的“痴”,塑造了一系列痴男痴女形象 ;其次是自我层面的“狂”,使“狂”具有了审美的浓厚意味 ,塑造了一系列狂生形象 ,肯定了越出名教的爱情与行为 ;最后 ,是超我层面的旷达自然 ,为其理想的境界加入了和谐浪漫、平凡而又超凡的爱情因素。蒲松龄得益于魏晋风流的不仅仅是精神内容方面的“痴”“狂”“旷”,还有艺术形式方面的“语典”“意象”“模式”等。     

顾恺之的“痴绝”与“才绝”

以往学术界对顾恺之的研究，总是侧重于其绘画方面的杰出成就，而对其在书法、艺术理论及文学创作诸多方面的成就未加以深入研究。顾恺之能成为中国古代最伟大的画家之一，拥有“画绝”这一美誉，就是由其“痴绝”和“才绝”的高深画外之功所决定的。因此，要想成为一代大师，就必须将自身的品格修养和文化修养放到极其重要的位置上。     

以小说“赏砚”——浅谈钟道宇的端砚系列小说

作为一位肇庆本土作家,钟道宇以小说＂赏砚＂,通过通俗化传奇化故事的讲述、端砚美之特质的描绘、立体丰富的＂砚痴＂形象的塑造,生动地展现端砚文化之美。     

金庸笔下的偏执女子

金庸笔下的女性形象非常丰富,尤其以偏执女性更加富有特色。她们是封建男权的牺牲品,有着永远无法安顿的灵魂,她们是走投无路的叛逆者,是命运的抗争者,更是偏执的固守者。在与自身命运抗争的过程中,她们的叛逆与挣扎被无限放大,坎坷的命运与扭曲的性格使她们成为女性中的偏执狂。这些夸张变异的女性形象,是对中国传统妇女形象的颠覆。金庸笔下的偏执女子主要有因情偏执和因武偏执两种类型,金庸塑造偏执女子的成因主要有男权压制以及多元化创作的需要与现代意识的动因这两个方面。     

从人物分类看宝黛之“痴”及《红楼梦》的哲学“旨义”

以《红楼梦》对人物征于"男人"和"女儿"的两极分类及其褒贬取向为切入,可以解析"女儿"世界代表人物林黛玉和贾宝玉的"痴"性精神特质,并且触及小说关于人之终极命题的探讨。书中"女儿"世界的"痴"性偏执和深入同于文人和哲学家对关于人情归宿的终极命题,也即觉悟后的归宿问题的探索执着。作者以《红楼梦》为文学载体隐寓的深在"旨义",实则正是其对终极命题赋以感情的智性求解的执着精神。     

冷酷是一种现实──从《现实一种》看余华的创作取向

《现实一种》描写了人性中冷酷、残忍的一面,余华背叛了前贤们社会批判以及救赎的角度,把这种冷酷与残忍视作人类原本存在的一种自在状态并加以欣赏。余华的这种“嗜痴成癖”的态度是作者自身特殊经历与这一代人在社会转型特定的历史时期的普遍心理相结合的必然产物,是作者自我抚慰、自我生存的一种特殊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