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留之间:海外离散华人的变奏曲

笔者从台湾作家保真的小说<断蓬>入手,探讨长期困扰海外中国人的二难命题:是走,是留?究其实,"走与留"的挣扎,只是一种表面现象,本文作者旨在透过这种表象,来描述几代中国人在海外放逐与流浪的痛楚和无奈.     

时间之伤与个体存在的焦虑——试论白先勇的时间哲学

本文从存在主义时间观入手,讨论了白先勇小说的时间哲学:一种偏执的悲剧性的时间焦虑症。白先勇早期小说揭示了生命本能对时间喻示的非存在的抗拒与畏惧,成熟期的《台北人》、《纽约客》中,时间之伤渗透到对中国现代历史荒诞性和与此相关的个体命运的反思性叙述中,微观破碎的个体回忆性叙写形式隐含着私人化历史建构的倾向。存在主义的时间观念与民间佛教的人生无常感悟互相融摄,共同造就了他的诉说和纾解个体存在焦虑的时间哲学。     

论白先勇小说的审美意识

白先勇的小说以深沉的历史厚度与文化内涵而见长,传统文化的内蕴进入他的小说后,呈现出极其炫目的审美色彩,而这一切都是其审美意识的外化,他追求一种浓重的忧患意识,而小说亦因此而呈现出无法化约的感伤色彩,在美学载体上则表现为扑朔迷离的色调的运用。     

白先勇与张爱玲孤独意识之不同——以短篇小说集《台北人》和《倾城之恋》为例

在张爱玲和白先勇的创作中,读者经常可以感受到浓重的孤独意识。这些孤独意识,展现了其各自的人生态度和艺术特点。对两位作家的孤独意识进行比较分析,有助于更加深刻地理解两位作家以及他们各自作品所反映的时代,也有助于更好地把握港台文学这类特殊文学的作用和价值。     

“云去云来”看青霞

正一代女神林青霞以散文集《云去云来》作为自己60岁的生日礼物,她说人生"圆满"了。而读者则可静享林青霞新书:浮华看过,爱怨尝过,女神也终归于平淡了。这是林青霞第二本散文集,字里行间,是"云去云来"之感,平和、自在。对于人是最懂得林青霞写人的每一篇均值激赏,尤其是《窗里窗外》里的《三梦三毛》,有几分现代派小说的感觉。"一次半夜三点接到好像三毛声音的电话,一次梦见‘窗前,一张张信笺和稿纸往下落’,一次梦见‘藤椅     

白先勇小说自译区别性策略研究——以《台北人》文末注释为例

与西方文学自译活动相比,中国文学自译活动呈现共时性特点,以"环境性转换语者"为主要类别的双语者从事自译活动的时间范围,集中在五四运动之后的20世纪40年代至70年代。白先勇的创作史实在力证白先勇鲜受学界关注的文学自译者身份的同时,呈现出可依据或独立或合作的自译方式进行区隔的阶段性特征。《台北人》在文末注释的内容、类别及篇幅等方面,展现出白先勇相较于同时代同类自译者的区别性策略。     

你未曾见过的故宫

白天的故宫吵吵嚷嚷跟王府井差不多，但有时我在闭馆之后从太和门广场经过。非常空旷，那时才感受到历史上的皇帝曾经面对的是什么样的宫殿。”作家祝勇说，“有一次晚上参加活动，我陪白先勇在故宫里散步，他直惊讶‘感觉跟电影里面一样’。”     

论白先勇小说的创作特色

白先勇是20世纪60年代台湾极具代表性的现代派作家,也是大陆读者比较熟悉、评论界比较关注的台湾作家之一。其作品不仅具有现代派作家共有的特点,更有自身的特色。总体而言,白先勇小说有三个创作特色：“中西合璧,悲剧色彩,感伤主义”。具体来说：（1）白先勇的个人经历对其小说创作有很大影响,使其在继承传统技法的基础上融传统于现代;（2）在小说的情节和人物的悲剧性方面有着浓郁的悲剧色彩;（3）在历史流变下的“对命运的感悟和思索”以及异域文化下的生存和放逐的视角下,白先勇小说富有感伤主义色彩。     

海派文学与上海时间——以张爱玲、白先勇及王安忆为对象

在社会发展和城市建设等现实问题上,来自文学艺术的思考,向来不容忽视。这也是我们从“文学上海”角度反思并重建上海与文学的关系的重要原因。本文认为“文学上海”的本质在于“以时间来思考”;时间以及在时间基础而产生的记忆问题,是“文学上海”的一个永恒主题。这个主题,在百年海派文学中被不断书写,其中尤以张爱玲、白先勇以及王安忆为代表。三者笔下呈现的“文学上海”异中有同,均以上海这座以时问构形的城市为依托,在城市与文学的关系中,描画出上海这座现代城市在历史时间及文化记忆中的诸种面相。这些面相提醒我们,海派文学与上海时间从来都不是单一的,“文学上海”有着时间及记忆上的复杂性,因此在社会发展和城市建设上,我们应该保持更加多元的取向,对那种以牺牲记忆来谋求发展、以单一的现代时间来规约上海发展的做法保持一定的警醒。     

“速食时代”的浪漫情怀

“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生者可以死，死可以生。”2004年．白先勇带来清丽雅致的青春版《牡丹亭》，让年青一代重拾中国文化之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