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盛京移民与二元行政管理体制的变迁

顺治初年,清朝在盛京先后设立将军、内务府和五部衙门,形成一套旗署管理体制.顺治十年辽东移民招垦令颁布后,又设立奉天府尹衙门,增设州县,形成一套民署管理体制.雍正初年以后,由于移民不断迁入,旗民二元管理体制的矛盾逐渐突出.光绪初年,民人在总人口中已占绝对多数,民署管理权限随之而扩张,二元管理体制已经到了不得不改的地步.因此,从乾隆初年到光绪初年,朝廷为此进行一系列调整,以其缓和旗署与民署的矛盾,提高行政效率.     

《盛京时报》本《人间词话》校订并跋

王国维1908年撰写<人间词话>126则,稍后从中择录63则并补写1则,分3期连载于1908-1909年之<国粹学报>,影响寥寥;1915年1月,王国维复将<人间词话>手稿和<国粹学报>刊发之64则,重新增删、合并,并从<宋元戏曲考>中迻录1则,合共31则,分7次连载于<盛京时报>.从此以后,王国维未对<人间词话>再作任何修订,故<盛京时报>本<人间词话>代表了王国维词学的终极形态.<盛京时报>本<人间词话>久不为人所知,1982年,陈杏珍、刘烜将王国维自存剪报本(不全,仅23则)揭载于<河南师范大学学报>,2000年赵利栋从<盛京时报>中迻录全部31则收入<王国维学术随笔>,此后诸家转载,都不出以上二本.然二本文字多有舛误,因试作校订,并略论其去西方化的基本立场.     

雍正-乾隆年间莽牛哨事件与清朝-朝鲜国境地带

从16世纪末到18世纪初,清朝与朝鲜之间发生了多起越境事件,甚至直到19世纪末,在双方朝贡关系解体之前,边境违法事件仍时有发生。在这一过程中,清朝政府处理边境事务的立场及态度,包括对越境采参、非法屯垦等问题的处理,前后发生了一定变化：从最初的态度强硬转变到后来的较为宽容。本文通过关注16世纪末到18世纪初清朝与朝鲜之间的越境事件及雍正、乾隆年间两国外交议题之莽牛哨设汛事件,探讨18世纪清朝统治稳定后如何展开与朝鲜的外交关系,进而解析18世纪中期清朝与朝鲜的相互认识及边境意识。     

传统格律诗在东北现代文学发生期的嬗变——以《盛京时报》为中心

<盛京时报>作为东北文学史的传媒见证,在东北现代文学发生阶段具有独特的文献价值.文艺副刊<神皋杂俎>的"文苑"、"新诗"专栏刊登了大量的传统格律诗和新诗,并且在1923年引发了关于新诗的一系列争论,其中涉及了新诗押韵、对仗与否等传统格律诗范围内的问题,从中可以窥探出东北现代文学发生期传统格律诗的嬗变过程,同时还具有文艺理论探索的价值和意义.     

何谓"以界蒙古"——清初设置柳条边与蒙古之关系再探讨

作为清代前期和中期东北地区的一条重要地理界线,柳条边的设置和完善历经皇太极、顺治与康熙三个时代,在不同时期的设置动机和政策内涵也有显著变化.皇太极时代所设的"边栅",可视为柳条边之雏形,目的在于明确对辽河套的控制、设定游牧界线、划分八旗蒙古与外藩蒙古活动区域;顺治时代因八旗部众大举入关后,盛京地区空虚,为维护留都规制需要限制蒙古东进,遂有大规模修筑完善柳条边西段之举;康熙时代的"扩边"和设置"新边",则是在东北地区政治格局与局势变化后,对蒙古限制政策的进一步调整,也显示所谓"界"其实是一种单向的、动态的关系.由此可见,"老边"西段和"新边"的设置根本目的在于处理与蒙古的关系,亦即高士奇所说的"插柳结绳,以界蒙古",而不应视为民族隔离、军事警戒线或行政区划的分界线.     

论清朝陪都盛京的政治制度

陪都,作为一种社会历史现象,首先是一种政治现象,表现为一种政治制度。在政治制度上,清廷一方面根据盛京及东北的特殊情况,设盛京将军等;另一方面,仿前代陪都制度,特别是明代两京制,在盛京设五部及内务府等。这些政治机构的设置与政治制度的确立,既是清朝陪都制度的具体表现,同时也充分体现了盛京陪都地位的与众不同。     

清代盛京地区的满语文教育

满族统治者为保持本民族特色,奉行“国语骑射”政策,不遗余力地实施满语文教育,在盛京地区设立了众多的满族学校。同时,建立了翻译考试制度,对八旗子弟学习满语文进行严格考核,满语文的好坏甚至关系到官员的升迁。满语文教育提高了盛京地区满族人民的文化素质,培养了一大批满族文化人才,促进了满汉文化交流,加强了民族间的融合。     

《盛京时报》广告所见日本对东北的奴化与掠夺

《盛京时报》是近现代东北地区一份有影响的大型中文报纸。它是由日本人中岛有雄于1906年在奉天(沈阳)创办的。在该报存续的38年中(1906~1944),不仅反映殖民统治者的意志,而且亦成为日本殖民当局在中国东北不折不扣的代言人。因此《盛京时报》所保存下来的资料对于研究日本在东北殖民时期的相关问题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浅析《盛京时报》中的日本商品广告

《盛京时报》中的日本商品广告,涉及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其新颖的形象、多样化的手段,成为彼时报纸广告的领跑者。正因为如此,其广告对中国东北社会产生了深远而多样化的影响,改变了东北地区大众的消费结构,冲击了本土民族工业,影响了大众的消费心理。客观分析繁杂的日本商品广告,对我们认识当时日本商品在东北地区的冲击是一条不可忽视的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