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南北朝史学中的直书与曲笔

“直书”与“曲笔”作为两种截然对立的史学现象，在魏晋南北朝史学中表现得十分突出。本文选取有代表性的史家，对这两种史学现象作了条分缕析的论述，并从史家的社会历史观入手，探讨了“直书”与“曲笔”产生的原因。     

刘知几史学中的三个重要命题

刘知几史学思想体现出理性主义的批判精神,它是我国古代史学理论资源中的菁华。刘知几史学中良史以实录直书为贵、史才三长论、论成败者固当以人事为主等三个重要思想命题,展示了他的史家主体意识和特立独行的思想性格     

论孔子的“春秋笔法”

本文针对学界一些人认为曲笔隐讳的“春秋笔法”为孔子首创和另一些人否认孔子与“春秋笔法”有关这两种截然对立的观点，从客观事实出发，详细辨证了孔子曲笔隐讳的真实情况，并从政治思想、名教观念和儒家思想的温和性三方面探讨了“春秋笔法”产生的客观原因。     

《春秋宗朱辨义》与直书示义之书法

持比事属辞为研究视角,参考《朱子语类·春秋纲领》之论说,以《春秋宗朱辨义》为研究文本,考察张自超《春秋》学之原委,究竟如何宗朱。同时阐述即事可以显义,比事属辞可以观义以及以《经》治《经》,可以“无传而著”诸理念。上述观点,分两节阐说论证：一是“直书示义,予夺俱见”与朱子《春秋》学。拟从“但据直书,而善恶自著”之视角,凸显朱子《春秋》学之主轴,为后半幅论说提供学理依据。二是“据事之实,仍史之文”与《春秋》宗朱。朱子《春秋》学,或语焉不详,未臻完善;或疑似之际,有待辨析。张自超《春秋宗朱辨义》,既述且作,兼顾“宗朱”与“辨义”,往往于前修未密处,后出转精,以建构自成一家之《春秋》诠释学。由此观之,张自超著《春秋宗朱辨义》,堪称朱子《春秋》学之功臣。     

兰克史学中的个别与普遍

在兰克史学中,个别与普遍的关系可以构成讨论的主线.它牵涉到历史写作的意义、方式和价值等诸多关键方面,而之前所获得的标志性概念都可以在其中得到重新解释.例如,有关历史不同时间点的书写决定了意义可以改变或延续的限度；科学与艺术编纂方式的结合使得严谨的论述以最能展现作者意图的方式得到组织;而历史观念的获得既可以有事实的强力支撑,又隐约折射出研究者的信仰.由此,文本表面体现的张力得到缓解,而整体系统地把握兰克史学思想亦成为可能.     

论刘知幾学派的史学风范

唐代史学家刘知幾与其友人论道讲学,互相影响,在事实上形成＂刘知幾学派＂。在当时史馆修史弊端丛生的情况下,他们发扬＂无所阿容＂的批判精神,坚守＂彰善贬恶＂的史家职责,主张＂善恶必书＂的直书原则,展现出史家＂以史为鉴＂的忧患意识。这种史学风范不仅对当时史学发展产生了积极的作用,而且也深刻影响着后世史学的发展。     

中国古代设馆修史功过得失略论

中国古代设置史馆始于北齐 ,大规模诏修史书起自唐初。以往论述古代设馆修史 ,多从批评角度着眼 ,这是很不客观、公允的。本文着重总结设馆修史的经验 ,主要论述 :(1)主修者在综理总揽、确定全书的记载内容 ,提高史书的价值 ;苦心擘画经营 ,从搜集史料做起 ;针对迁延多年的问题作出决定 ;精心修改史稿 ,使之成为体例协调的一代典册等方面所起的作用。 (2 )预修的史臣除分任撰修外 ,还在商议、制定体例 ,发挥专家之学 ,记载典章制度 ,以及抵制曲笔粉饰、力求写出信史等方面各效其能。(3)其教训和失误 ,则有权臣监修 ,乱加干预 ;成于众手 ,缺乏有效的协调机制 ,造成歧误重复 ;回护不实、徇情由笔等项。当前 ,国家纂修《清史》的工程已经启动 ,总结历代设馆修史的功过得失 ,对于完成此项重大工程大有裨益     

"予夺褒贬"与"据事直书"--中国传统史学的两种治史理念及其演变趋势

评价历史和叙述历史是历史学中两项最基本的内容,史家治史应当两者并重,不应在价值观念上心存轩轾,或者区分畛域。但因不同时期史家治史的侧重点各有不同,以致发展成“予夺褒贬”和“据事直书”两种治史理念。这两种理念的形成及其演变趋势,对中国传统史学产生了深远影响。     

论《宋书》的叙事艺术

本文试着从《宋书》叙事的真实性、带叙法的独创性以及叙述人的多角度变换三方面进行论述,说明《宋书》叙事 在遵循传统叙事模式的基础上,有自己独特的艺术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