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来人口、风险群体及社会治理创新——以广州市海珠区凤阳街联谊会为例

外来人口往往处于边缘化状况,是一类特殊的风险群体。为了避免外来人口"非国民待遇"风险,政府主导加大了外来人口社会治理的创新实践。梳理国内外相关文献发现,相关研究主要有"新治理论"、"社会资本论"、"全球社会治理论"、"全球社会治理结构改善论"、"社会治理宪法论"、"第三条道路论"、"社区智能观"和"外来人口妖魔化观"等。调查研究发现,凤阳幸福平安联谊会在面对城市外来人口"双重集聚"新形态时,为民众参与社会治理提供了公共空间与服务平台,"同籍娘舅"的出现有效化解了冲突与再生产秩序,参与社区公益事业进一步提升了社会形象。研究发现,这一治理实践在"一主多元"背景下自治功能得到发挥,社会精英起到很好的"中间层"作用。研究最后强调,这一社会治理创新体现了"双重性",但也要避免落入"公民参与异化"陷阱。     

新时代边疆民族地区跨越发展与教育优先的几点思考——以云南为例

从边疆民族地区跨越发展所面临的困惑出发,通过对现阶段边疆民族地区教育优先发展的现实需求以及国家支持边疆民族地区优先发展教育的重要性和可行性的研究表明,边疆民族地区要实现跨越发展,必须跳出就经济讲经济的思维局限。只有坚持把教育优先发展战略真正落到实处,才能从根本上解决边疆民族地区长期形成的:经济发展落后,地方财力有限,教育投入不足;教育发展滞后,人才缺乏、科技落后,经济发展缺乏动力支撑的"恶性循环"怪圈,有效破解基层缺乏人才的最大瓶颈,探索走出一条以教育优先发展带动经济社会高质量跨越发展的新路子。     

人才振兴背景下大学生志愿服务乡村缘由和影响因素分析

志愿服务乡村是社会参与人才振兴战略的重要方式,大学生在其中承担着重要角色。“乡愁文化”和“社会理性”是大学生志愿服务乡村缘由所在;性别、年级、学校类型、了解程度和志愿组织对大学生志愿服务乡村有显著影响。大学生志愿服务的着力点在于智力支持且具有文教活动倾向性,但也存在意愿与行动脱节、认知流于表面、能动性不强、缺乏思想引领以及对小微志愿组织的支持缺位等问题。乡愁文化嵌入大学文化、引入激励机制、打造志愿组织“大家庭”、牢守宣传育人“主阵地”、强化智力支持优势、补齐理论技能短板、关爱“小微组织”成长、构建“三位一体”支撑体系等可有效优化大学生志愿服务乡村。     

社会功能重塑:公共危机应对中的城市社区商业转型研究——以F市地方传统商超为例

在突发公共危机事件背景下,城市社区商业积极参与抗疫防控行为引发社会对其社会功能的重新思 考.调研发现,危机前后城市社区商业行为有了明显改变,由社会规范、聚集人群、社会化和社区意识组成的社区商业的社会功能从弱变强.危机中城市社区商业行为的变化不仅促进了零售机会的增加,还加强了与所属社区利益相关者之间的理解与沟通.因此,告别单一的经济功能,进一步推动城市商业社区社会功能的重塑,是实现城市社区商业转型的关键.     

大图们江国际合作回顾与展望

大图们江国际合作是由联合国计划开发署主导启动、由相关各国政府自主推动的多国区域合作开发机制。自20世纪90年代初以来，经过30年的努力，中、俄、蒙、朝、韩、日六国在诸多领域的合作不断取得进展，逐步克服了独特的国际合作模式造成的制度选择困难、成员国多样性造成的融合困难以及错综复杂的国际形势带来的阻碍，在交通、旅游、能源、环境、农业、金融等领域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并形成多领域制度性合作框架，为区域合作的深度发展奠定了基础。在当前世界经济政治格局重组加速、第四次产业革命蓬勃兴起、世界各国为疫情所扰而经济活动“内卷”的新形势下，东北亚区域合作不断增强，大图们江国际合作开发即将进入实质性阶段。     

转型后斯洛文尼亚劳动关系的发展分析

转型后斯洛文尼亚劳动关系体系的发展可以分为三个阶段,这三个阶段的发展体现出政党、工会和雇主组织等利益相关者相互作用的过程.基于利益相关者视角的分析有助于厘清其中社会对话机制面临的挑战以及所发挥的作用.分析表明,在转型初期,社会对话机制在斯洛文尼亚劳动关系发展中发挥了强有力的作用.然而,自金融危机开始,斯洛文尼亚劳动关系体系出现自由主义倾向,社会对话所发挥的作用难以使其社会经济恢复到金融危机前的水平.     

气候的历史与历史气候研究

寨堡是我国古代重要的军事防御性聚落，其修筑的时间、空间皆与区域的战争形势有着较大关系。清代四川省由于多次大规模战乱，迫使乡民修筑了数以千计的寨堡。寨堡的命名主要可分为因自然地理条件和因人文社会因素两大类，前者包括地形、水文、土石、植物等，后者包括姓氏、寺观、神祇、嘉名、人物、神话、形象、纪事等。寨名包含了丰富的文化内涵，体现出了寨堡的选址、用材、作用、历史、精神等内容。     

信息社会个人信息法律关系的构造

信息社会的本质是能够产生个人信息法律关系,信息流是解构个人信息法律关系的关键,也是个人信息法律关系产生的直接动力.个人信息法律关系的主流构造分别以信息自决、隐私和人格权益为基础,其中,国家利益成为个人信息法律关系构造中不可忽视的力量.三种构造模式分别体现出个人与企业,个人与国家,个人、企业和国家三者之间的利益平衡.由于利益平衡体现出的幸存者偏差效应,个人信息法律关系的构造以主体场域信息自治为中心,具有合理性和现实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