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光第与客家祖地闽西

作为“戊戌六君子”之一的刘光第 ,学界多从史学特别是清末变法维新的历史地位加以认识 ,对其客家属性及有关人文精神的表现很少有人考察。其实 ,刘光第乃客家祖地闽西人的后裔 ,他曾于光绪二十一年秋回原籍寻根谒祖 ,在闽西期间 ,他祭祀宗庙祖坟 ,考风俗、察民情、倡教化等 ,充分体现了刘光第作为客家人所具有的鲜明的慎终追远、敬祖睦宗和崇尚文教的人文特征     

五代广西文学论

五代广西文学是广西文学史的重要历史阶段。它上承唐代文学的优良传统,五言律诗的形象思维达到了出神入化的境地,产生了不少名句,也使七律登峰造极;下启宋代文学的先河,词人的继出,辞赋家的出现,都使重视音韵学的宋代骚坛增添了异彩。尤其是群体诗人的形成,骚人墨客之间的文学交往及其创作活动,对文学的持续发展产生了很大的推动作用。而诗论的问世,也有其积极的影响     

邵阳宁氏台上祠堂记

礼之不可以已也。合者别之,别者合之。合其别以别合也,别其合以合别也。周之子孙日失其序,而姬公之宗法乱。顾、陆、王、谢、崔、卢之门巷迁移,而江南之世族乱。乱则无别。     

论《晏子春秋》的传记文学品格

<晏子春秋>主要是通过记述晏婴的言行轶事来表达他的思想,全书所记的188个小故事都基本与他相关,基本是以他为中心选材和组织叙事的.所以,就此而言,<晏子春秋>的体制是近于后世的传记的.而其多以来源于民间的逸闻轶事为资材的做法也对后世传记有很深的影响.     

王运熙先生“龙学”研究的贡献

王运熙先生对于古代文论名著《文心雕龙》的研究,在许多关键问题上,都提出了自己的真知灼见,从而为"龙学"做出了不可磨灭的重要贡献。王先生所坚持的实事求是、注重研究对象多方面联系的研究态度和方法,也给我们重要的启示。     

白族婚礼中的“告祖”仪式

<正>张家界白族人在婚礼活动中,沿袭一种“告祖”习俗。所谓“告祖”指白族人在结婚前一个晚上,邀集七八个能说会道专门侍候婚礼仪式的礼生（又称儒生）和一班围鼓唢呐手,在堂屋里举行一场祭祖先     

《文心雕龙·辨骚》之“博徒”解诂

刘彦和《文心雕龙·辨骚》之“博徒”之解诂有极端化、简单化、模式化倾向。“博徒”词义自《史记》之后发生细微之变化。应当根据《文心雕龙·辨骚》之文意以定“博徒”之具体涵义。此博徒亦当训英杰,但又不同于完全褒义之英杰,即非正途出身之英杰,实属历经曲折而终入正途之英杰。《文心雕龙·知音》之“博徒”用为贬义不可作为《文心雕龙·辨骚》之“博徒”也必用为贬义之证据,二者应依语境不同区别对待。     

诗与思：两湖地域文化书写的审美意义与思想价值

两湖现代文学的地域文化书写是现代中国文学的地域文化书写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现代世界文学的地域文化书写的重要组成部分。从地域文化传统角度观照两湖现代文学,我们可以明显地感受到两湖现代作家浓郁的忧国忧民的经邦济世情怀,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家国天下的“大写”之中往往交融着强烈的屈原式的孤独个体性感受和愤懑激情,这是两湖现代文学区别于其他地域文化书写的“异彩”与特色;与此平行的另外一条思想脉络是以老庄为起源的道家文化以及后来的佛禅文化,在两湖现代文学写作中亦有不同凡俗的表现。两湖现代文学的地域文化书写,为读者提供了面貌各异的地域风景、风俗和风情场景,增强了文学的地域色彩的丰富性,提供了不同以往的审美体验,其中,楚地巫骚文化的书写不仅是一种审美意义的呈现,而且是一种行之有效的创作方法,已经引起作家和读者的关注,其间的得失成毁也足以引人深思。     

骚、赋文体辨——兼说屈作不当名赋

本文认为 ,骚、赋分别为不同的文体 ,不应混为一谈 ,屈原之作不当以赋名之。文章着重从骚、赋产生的历史状况 ,骚、赋体性之差别 ,骚、赋之流变 ,说明二者之不同 ,其中对骚、赋体性之别论述较为具体细微。文章最后对与此相关的几个问题 ,如刘勰、萧统对骚、赋的分辨 ,汉人何以称屈作为赋 ,以及骚体赋进行了简要论述。此文有助于解决对屈原之作称名混乱的状况     

论常璩、徐弘祖、顾祖禹历史地理学成就之异同

历史地理在中国有悠久的历史,著作之才,接踵而出,自古历史地理文献数量多,内容丰富。在历史上诸多地理书中撷取东晋常璩的《华阳国志》、明代徐宏祖的《徐霞客游记》、明末清初顾祖禹的《读史方舆纪要》,考察它们产生的时代背景、撰述宗旨以及对历史地理记载等的异同,以明其在我国历史地理学发展史上的地位。同时,也为我们今天历史地理文献的编纂如何体现时代特色和地方特色,如何为经济建设、文化建设和为乡土教育、爱国主义教育服务,提供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