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教育的高贵性和神性

在教育已经陷入功利主义的今天,追问教育的真精神不仅是现代教育救赎之必要,也是教育发展之必然。教育的真精神在于教育的高贵性和神性。教育的神性是教育对于提升人性达致“人之为人”的意义的关爱。教育是使人成为人的一种精神性生活方式。教育是“爱”的事业,教育的“爱”出于对存在的虔诚而不是出于加工或塑造的自大和傲慢。     

神性、人性和理性--略论艺术形态与时代精神

艺术的本质在于其精神性,从艺术和时代精神的相互关系中去确立划分艺术形态的标准是符合艺术本质的.按照艺术所包含的精神内容的不同,艺术形态可分为神性艺术、人性艺术和理性艺术,以丰富的艺术史例可以说明其特征.     

论西方政治哲学的理想社会观

本文以马克思主义理想社会观对西方政治哲学的理想社会观进行了评析,认为西方政治哲学的价值理性主义和人文主义是构建理想社会的政治思维,理想社会体现了智性主义和人文主义的政治传统,理想社会建构关注财产关系的安排,制度主义是西方政治哲学理想社会的生长点.     

从神性到人性——克罗德矛盾统一性格解析

在一个宗教与人性根本对立的历史时代,《巴黎圣母院》中克罗德的爱欲追求,是超越自我、超越历史的人性追求,虽然难免陷入人性复苏与圣职羁绊的尖锐矛盾中。在获悉了克罗德的人生历程、情感交争的信息之后,我们便会豁然明白并确信:克罗德是一个从宗教魔爪中带着满身疮疤向外挣脱的人性追求者,他的爱情追求,是对人性存在的合理肯定。     

血以后是黑暗:海子和荷尔德林诗歌中的人与神

作为二十世纪中国诗坛最为深刻、也是最具争议的诗人之一,海子生前热衷于德国古典美学和现代诗学,并奉荷尔德林为其诗学楷模。可以说,后者对海子的诗学与诗歌转型起到了无可替代的塑造作用。另一方面,通过对荷尔德林身份、哲学和诗歌观念的体认和扬弃,海子在晚期诗歌中部分实现了自我超越,形成了迥异于荷尔德林的、高度个人化的诗学。对两位诗人的关系的研究,直接关系到对海子诗歌作为当代中国一种特殊的诗学和文化现象的进一步体认。将海子诗学的本体观念、诗人的身份观念作为切入点,着重分析它们如何影响了海子诗歌中人、神与实体的关系,同时试图在更广阔的文化背景下,思考这种关系的生成机制和文化特性以及荷尔德林如何改变海子诗歌和诗学表意与实践的方式,以期对当代中国诗歌在20世纪80年代的文化接受和自我塑造问题产生启发性的认识。     

论新时期以来中国基督教文学的自然书写

在20世纪的世界文坛里,伴随着都市文明缺点的日益显豁,自然与人性受到严重异化,人的完整性被无情割裂,回归自然乐园与回归本真人性已然成为一种不可阻挡的潮流.新时期以来的中国基督教文学试图通过对自然的神性解释,从神意之美中寻觅终极的源泉,架起了重返自然乐园和复归本真人性的诗意桥梁.这种神性书写暗合了世界艺术潮流的脉动,提供了某种具有未来意义的现代化文化因子.     

美是有神性的——奥古斯丁美学思想新论

作为西方中世纪教父时期美学思想的最大代表,奥古斯丁把上帝当作美的本体,从基督教神学的角度思考美学问题。其关于上帝的美、精神美和物质美的思想为解决古希腊罗马美学中具体的、可变的、有限的美与普遍的、永恒的、无限的美之间的对立提供了崭新的思路;把“美与丑的对立统一、和谐、映衬”的观念引入美学中,给予丑一定的美学地位,从而丰富了西方美学史范畴的内涵。奥古斯丁论述审美经验专注于人的内心世界,这是其美学思想一个不同于古希腊罗马美学的重要之处,在许多方面决定了西方中世纪美学发展的基本方向;强调艺术应该具有形而上的价值,其使命在于歌颂上帝和为宗教神学服务,从而为西方中世纪美学对艺术的地位和作用的理解奠定了基础。     

蒲松龄对精怪小说的艺术创新

精怪小说由来已久,数量众多,成为小说中的一大类别.蒲松龄在精怪小说的创作中进行了多方面的艺术创新,创造出全新的精怪形象,使<聊斋志异>中的精怪小说达到了艺术上的最高境界.他对精怪小说的创新主要表现在:巧妙处理精怪形象身上的物性、神异性、人性的关系;赋予精怪形象高于人的品性;增强精怪形象的文化蕴涵;诗化精怪形象的生活环境;巧用趣笔,增强精怪小说的喜剧性;强化精怪小说的神秘描写,使小说产生强烈的神秘美.从而使精怪小说产生无穷的艺术魅力.     

红柯小说的神性书写

红柯小说以新疆草原大漠为背景,极力彰显人的神性,使读者从生命的自由舒展中获得了神性存在和人性本真的意境与快意。在普遍的欲望化书写中,红柯小说很好地诠释了文学书写的神圣功能,他超越了文学的世俗教化和娱乐功能,进入了文学叙述的神圣化自我救赎和他者救赎。     

伦理建构与神性启示--论十九世纪西方文学中基督教人道主义的内涵

在19世纪西方的现实主义文学中,除了存在世俗人道主义外,还存在基督教人道主义精神,即以上帝的名义对人类进行关爱.而基督教人道主义又包括伦理建构和神性启示两种内涵.其共同之处在于都是以上帝的名义关怀人,以促进道德完善为己任.而区别在于前者只是一种道德理想主义,而后者所体现的爱不是一种形而上学的伦理学建构,而是源于人悲剧性处境的先验设定和人有限性的体现的一种神性启示,它所追求的目标是具有生存价值论意义的人性提升与超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