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世幸福的追逐者──中日两国老百姓传统幸福观共通性研究

中国的民族宗教是道教,日本的民族宗教是神道教,同时两国又是多教共存、多元崇拜。在道教、神道教和多教共存的深刻影响下,执着追求现世幸福成为中日两国百姓幸福观的共同特征。这种追求现世幸福的内蕴的外化形式,就是中国人梦想＂福禄寿＂三星高照,而日本人执着信仰＂七福神＂,但两者本质上都是想得到现世的利益和幸福。     

略论中国传统服饰纹样与民俗信仰

在中国历史上拥有丰富多彩的民俗信仰,其中很大一部分是通过服饰纹样来表达的,这些纹样具体地表现了中国古代民俗信仰以及图腾崇拜的情感与内涵。本文主要从服饰图案文化与民俗信仰之间的关系的角度叙述信仰对于服饰纹样的影响,以及这些信仰在服饰纹样中的表现形式。     

郭子仪的福禄寿考与唐皇室的平乱图强

本文通过对安史之乱中唐军平叛诸将帅的命运结局的考察后发现：独郭子仪得享福禄寿考，其他将帅则先后受猜疑而不得善终。再综合当时的政治形势进一步考察后发现：郭子仪能享福禄寿考并非无因，实与当时唐皇室以强干弱枝为宗旨的平乱图强策略的推行息息相关，郭子仪的福禄寿考现象，实际上反映了当时唐皇室政治斗争的状况。     

从文化传统的差异看中日两国人民的幸福观

幸福观是人们对幸福的认识以及如何追求幸福的态度和看法.一个民族及其个体所秉持的幸福观具有很强的承续性、民族性、地域性和文化传统特性.本文反其道而行,从各自的文化传统入手,探究比较中日两国人民的幸福观.分析可见,"福禄寿"是中国人民幸福观的集中体现,"七福神"信仰则是日本人民幸福观的集中体现.两国人民在仕途观、生死观、饮食观、家庭观上都有所不同.     

市井幸福的历史沉浮

伴随20世纪初中国转型,传统的"市井幸福"从人生观念到生活现实经过了曲折历史变迁。传统民间社会的幸福观是通过"福禄寿"这一文化象征体系来表达的,福禄寿分别代表子孙满堂、飞黄腾达和长命百岁。故幸福乃关乎人之运势,与其说是积极追求的目标还不如说是虔诚祈求的对象。精英阶层却对民间的这种"幸福热"嗤之以鼻,他们自身倾向于一种更具超越色彩的对道与德的追求以及更高雅的人生乐趣。在"五四"青年眼里,传统社会次序是建立在压迫的基础上的,其对幸福的追求也以女性、青年、和庶民这三个群体的牺牲和痛苦为代价。启蒙也就意味着赋予每个人追求幸福的权利,把人们从礼教中解放出来,从而可以主宰自己的生活,拥有婚姻恋爱的自由。但是这个创建伊始的国家所面临的主权危机很快使个人的幸福追求显得可疑和徒劳。中国共产党所创建的社会主义国家要求个人利益服从于国家利益。在改革开放时代,伴随着"美国梦"和商品资本主义的全球化扩张,充满五四色彩的"市井幸福"也在中国卷土重来。为了具体阐述此漫长曲折的市井幸福史,本文将分析一系列文学文本:沈复的《浮生六记》(1809),鲁迅的《狂人日记》(1918)、《祝福》(1924)和《在酒楼上》(1924),柔石的《为奴隶的母亲》(1930),丁玲的《一九三零年春上海》(1930),苏青的《结婚十年》(1943),张爱玲的《倾城之恋》(1944),以及陈冠中的《盛世》(2011)。除了梳理文学史和思想史以外,本文还会对在理论层面探讨欧洲启蒙运动时期个体的崛起和对日常生活的积极认可,以及情感在自由主义的民主社会中所占据的中心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