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间文学对民间小戏研究的理论贡献——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20世纪末为主要讨论对象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20世纪末,随着北京大学于五六十年代率先将民间小戏作为独立研究对象引入民间文学课程教学体系,民间文学对民间小戏理论的建构做出了重要贡献。首先,确立了民间小戏在民间文学学科中的价值和地位;其次,建构了以民间小戏基本命题、理论范畴为基础的研究体系,而且从创作主体、表演特点上界定了民间小戏概念内涵;再次,形成了具有"自上而下"特点的研究范式。由此提升了民间小戏研究的理论品格,为民间小戏研究打下坚实的理论基础,对后来民间小戏的研究产生了深刻影响。     

巢湖秧歌曲式结构分析

巢湖秧歌曲式结构基本可分为两种类型:单一部曲式和单二部曲式.曲式结构特点是:"起承转合"的性质骨架在乐段、乐句甚至在乐节之间体现明显;乐句结构具有非方整性、非对称性和字密腔长的特点.     

海城高跷秧歌踩出雄劲的东北风

在蜿蜒的辽河下游，有一座历史悠久的古城——海城，这里正是海城高跷秧歌的发源地。海城地区的秧歌最早见诸文字是清光绪年出版的《海城县志》。历经100多年的传承和发展，海城地区的秧歌逐渐从最初的唱秧歌、扭秧歌发展成今天的海城高跷秧歌。     

广灵秧歌生成年代考

关于广灵秧歌的生成年代,目前主要有三种说法。据舞台题壁显示,清道光初期,广灵秧歌已经成熟。朔州大秧歌与繁峙秧歌大致形成于清初。广灵秧歌是奋地秧歌中的"东路秧歌"在广灵流播形成的又一支系,至迟形成于清嘉庆年间。     

传播学视域下的陕北秧歌研究

陕北秧歌是流传于陕北的一种具有广泛群众性和代表性的传统舞蹈形式,也是一种民间广场中独具一格的集体歌舞艺术。而在传播学视阈下,陕北秧歌则是一个综合性的传播系统,也像一般意义上的传播系统一样,由不同类型的传播活动组成,是在具有共同意义空间的一定社会关系下进行的信息共享和社会互动行为。     

论《秧歌》

张爱玲的《秧歌》1953年写于香港。半个多世纪以来,评论界褒贬不一,针锋相对,成了张爱玲研究中的一大难题。要解决这一难题,只有从《秧歌》出版的社会背景与作家当时的"竞技"状态来考察:首先,1952年张爱玲离开上海重返香港,投入美国驻港新闻处,《秧歌》正是她写的第一个长篇——一个有着明显"绿背"(即美元)色彩的长篇。其次,新中国建立之初,人民生活是困苦的,但并非像《秧歌》所写的在"饥饿"的火山口上,显然,《秧歌》是作了歪曲反映。其三,《秧歌》有一段与内容天关的"妙论",此"妙论"出现在其前夫胡兰成于1958年在日本写的《今生今世》一书中。从时序上说,似乎胡兰成抄袭了《秧歌》,实则是《秧歌》保留的胡兰成的汉奸阴影。     

浅谈东北满族秧歌历史及其舞曲的特色

任何艺术都是来源于社会生活的,民间艺术更是如此。本文探讨了东北满族秧歌生发和流传的历史,对其舞曲特色予以了分析,旨在增进国人对东北满族秧歌的了解和喜欢的情愫。     

少女村长

在461票中,白一彤获得450票,以绝对高票当选。"当时怕看不清讲稿,还把开车时用的眼镜戴上。"回忆当选时的情景,白一彤面对记者的采访,仍然掩饰不住兴奋,这位19岁少女村长面临着村庄现实和家庭的双重预期。     

从祁太秧歌看近代晋中地区的民众意识

民众意识、乡土意识之研究是中国社会史研究中一块方兴未艾的领域。经过长期田野访查 ,以搜集到的近 2 0 0种祁太秧歌剧本为蓝本 ,对清代和民国时期晋中地区社会的民众意识进行分析 ,可以看出经济的发展与地方社会民间活动的增多 ,推动了祁太秧歌在清代和民国时期走向繁荣 ,如剧目大量涌现 ,演出班社的组建和活动形式日趋多样化。秧歌剧本中的婆媳形象是具有乡土象征意义的角色 ,她们之间的矛盾冲突是乡土意识最深入、最基本的伦理纠葛表现 ;在经济发达、商业行为频繁的晋中社会 ,商人家庭更容易上演妻子的婚外恋故事 ,乡土意识中虽没有明显的“抑商”情节 ,但仅仅对财富的占有并不能使商人成为乡土社会中的“精英” ;清代、民国时期 ,烟赌二毒成为晋中社会的恶瘤 ,秧歌戏中的乡民对烟赌表达出深切的痛恨 ;晋中社会仍保存着“士农工商”的职业划分意识 ,但更多地表现出传统精英文化在乡土社会的沦丧。由此可见 ,秧歌作为民俗文化的一种形式 ,对于分析民众意识具有不可低估的价值 ,对秧歌的研究 ,体现着中国社会史研究向本土化迈进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