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穷理”与合理性

对事物的根据以及对这一根据的根据进行发问的方式,即"穷理",这是哲学作为智慧之学的根本所在。从哲学史看,中国的道德哲学所追究到的道德根据主要有"人性"、"天(理)"、"良知"等。西方哲学所论究的根据中最有影响的是柏拉图的"范型"、康德的"先天范畴"、"道德律令"等。如果继续追问这些根据是如何可能的,即它们是经验的或是先验的;是情感的或是理性的;是事实的或是规范的之类的问题,那么我们就深入到它们的底层。在各种哲学给出的不同根据("理")之间,何者是应当被接受的?对此做出选择的标准是"合理性"。合理性的原则包括:(1)可信原则。如果理论p在系统上是自洽的、可信的,那么p就是合理的。(2)比较原则。如果理论p比理论q在可推导出的结果上是更可接受的,那么p就是比q更为合理的。     

论张载哲学人的主体性问题

张载哲学生动、深刻地阐述了人的主体性问题以及天人关系的形成,论证了"天"与人合一的现实性。张载哲学把人的崇高精神境界上升到形而上的层面,为人的精神关怀、精神理想确立起一个终极目标,这个终极目标不是虚幻的、遥不可及的,而是现实的人通过自身的努力可以接近的。     

新安理学盛衰始终的内因探微

新安理学的盛衰始终,除了不断变化着的社会历史条件等外部原因外,还有着深刻的内在原因,主要表现为新安理学初始即具有的对朱子学尤其是朱熹本人的尊崇以致于迷信.这一内在原因,深刻地引导、规定和制约着新安理学的存在和发展.同样身为新安学者的戴震,以"志存闻道"为治学旨归,并通过考据学方法,揭示了程朱理学援引老庄、释氏诠释儒学经典的实质,以及因此对儒家思想所造成的巨大危害,从而在根本上颠覆了程朱理学接续孔孟道统的传统观念,消解了新安理学得以成立的思想理论依据,新安理学因此而告终结.     

朱熹人生境界理论述评

在中国思想史上，朱熹的人生境界理论曾有相当的影响。在其境界理论中，他所提倡的为仁由己乃是自律性的，而非他律的。这一自律精神贯穿在居敬穷理的功夫当中，经由居敬穷理就可以走入与理为一的圣人境界。但朱熹反对把这一境界神秘化。朱喜思想的意义在于他把人看成是有理性的对象性的存在，人就是在对象性的修养认知活动中转识成德，提升境界的     

朱熹对大学格物致知的错解及其对后世的影响

朱熹以一己之见错解《大学》的＂格物致知＂为穷尽天下事物之理,误导读书人纷纷向外追逐名利,不知道从心地上革除私欲。而革除私欲是修身的根本,不能修身就不能治家齐国平天下。朱熹不能契入四书超凡入圣的境界,他所注解的四书误导了千百年来人们对孔孟经典的阅读理解,使人们不能借圣贤的经典开启自己的良知。     

论易堂文论思想的学术背景

易堂九子经世思想有着明显的史学特点。与程山七子论争之分野,表明易堂有着强烈的时代意识和问题意识。＂积理＂、＂炼识＂的文论思想是易堂为纠正明末学风和探索学术新秩序的自觉实践。     

［买东西］，为什么不说［买南北］

南宋理学大家朱熹在出仕前。家乡有个叫盛温和的好友，此人亦是博学多才的人。一天，两人相遇于巷子内。盛温和手中拿着一个竹篮子，朱熹问他：“你去哪里？”盛温和回答说：“我要去买点东西。”     

王阳明“格物”“致知”说分疏——以《传习录》为中心

王阳明从自身的生命体验出发,其对“格物致知”说的阐释颇具革命性,不仅突破了程朱理学的解释框架,而且因此发扬和深化了心学一途的学思脉络。与朱子相比,王阳明对“格物致知”的训释的反动体现在：将朱子训物为客观物质实体与人类道德行为二义窄化为道德事为,物成了心之物,并且相应地穷理被局限于体认天理或良知,即格心。与此同时,所谓致知,仅仅变成了克除私欲,发明本心或使天理流行充塞,最终导致了贯通心与物、心与理,心外无物,心外无理。王阳明与朱子学说分道扬镳,但也因此以简易直接的方式宣告了自己心学理论的特色,并成为心学的集大成者。     

朱熹的德性伦理思想

朱熹的德性伦理思想是建立在“理”的基础之上的。朱熹主张重德轻欲，在治国德性上他提倡“仁者爱人”。朱熹还特别重视道德修养，认为“私欲净尽，天理流行”是道德修养的最高境界，达到这种境界的人便是圣人。人们应当以圣人作为修养的模范、标准。他的德性伦理思想对于当今社会有一定的借鉴意义，我们要汲取其中的有益成分，为当代伦理建设做出贡献。     

二程“理”学思想新探

程颢和程颐创立了以"理"为最高范畴的思想体系,并以"理"去统摄或解释"天""天命""天道"和"性"等范畴。二程认为"理"有四特点:理"实",理"一",理"足",理"自然"。他们还以"理"去观照和解释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万事万物,从而使人们对事物的认识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和深度。在此基础上,他们还提出了"明理"或"穷理"的思想,并强调人们身心和行为要合"理","与理为一"。这些思想在中国历史上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