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法根据论——兼评梁慧星先生的“立法权源”观

立法根据问题并未引起我国学界的重视乃至分析、研究,而立法根据在现行立法例中的表述也是不妥当的。立法根据仅指立法者立某个法的法的根据,所谓的事实根据、理论根据、经验根据等都不是立法根据。因立法根据的功能仅在于从形式上表明所立之法的合法性。当立法根据指称的是"立法权源"时,表述立法根据是必要的,除此之外则是可以选择的。     

论授予较大市完整立法权

十八届三中全会决议提出逐步扩大有立法权较大市的范围，反映现代城市管理中对地方立法权的现实需求。现行较大市立法中的批准制度反映当时法制建设的实际状况，却带有强烈的行政色彩，模糊了各级人大之间法律监督关系，混淆立法权与立法监督权，忽略了较大市立法责任，制约备案审查制度的完善。树立法治思维，完善法规备案审查制度，授予较大市完整的法规制定权。现代宪法理论中，作为根本法的宪法不仅仅是国家权力的依据，更是国家权力运行底线，根据实际需要，全国人大立法授予较大市完整立法权并不存在宪法障碍，因而也无须修改宪法。     

洛克论个人财产权

个人财产权是人的自然权利,从自然法中衍生出来.政府的产生只能是基于财产权的统治权,保护个人私有财产权构成了国家权力的正当性基础.立法权对财产权不能专断.税赋在交纳国家财政之前属于个人财产,公民的同意是政府征税的合法性所在.     

刑法变通实施权的本质与制度完善

《刑法》第90条确立了刑法变通实施权,学界对该权利存在误读,主要原因在于对该权利性质认识不清。《刑法》第90条是立法者综合考虑我国少数民族社会发展不平衡、民族平等理论政策及立法质量三方面因素后作出的规定,其受权主体有明显的特殊性。法律变通实施权在确立之初的性质是地方立法权,此后法律变通实施权中的一部分开始向立法自治权转变,但刑法变通实施权一直未做改变。将刑法变通实施权调整为国家立法权,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单行刑法来解决刑法变通实施问题是一种新的思路。     

立法公平及其保障机制

公平是立法的基本价值,公平的立法是社会公平总的依据,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立法公平包含了立法平等、立法在追求最大利益的同时向社会弱势群体倾斜、立法权分配的公平、立法程序公平等基本内涵.立法公平的实现需要主体际的立法理念、公共利益的公共确认机制、结社自由言论自由的真正落实、立法辩论原则、司法审查等制度的确立来保障.     

论中央与地方税收立法权的具体划分

为实现中央的宏观调控权和地方必要的因地制宜调整权之间的平衡,可以通过三个步骤实现税收立法权在中央与地方之间的具体划分：第一次划分是按税收立法的性质对税收立法权做一个初步的划分,第二次划分是在第一次划分的基础上根据税种的归属做进一步的划分,第三次划分则是在第二次划分的基础上根据各个税种的特性和具体税法构成要素的功能进行更为详细的划分。     

民族区域自治立法权与一般地方立法权的关系 ——以"优惠照顾理论"范式为视角

以"地方自治理论"范式无法有效解释民族区域自治立法权与一般地方立法权的关系;在"优惠照顾理论"范式看来,民族区域自治立法权是一般地方所没有,而为民族自治地方所拥有的"优惠照顾"权力;从规范分析角度,民族区域自治权关于"当地民族的政治、 经济和文化的特点"的立法依据,与一般地方立法权关于"本行政区的具体情况和实际需要"的立法依据并没有本质的区别;在立法原则上,民族区域自治立法遵循的"可以抵触,但不得违背"的原则仅仅限于自治法规"变通规定"这一部分内容,其他内容与一般地方立法相同,应当遵循"不抵触"的原则.民族区域自治立法权与一般地方立法权二者应当和谐相处,可以起到"功能"互补的作用.     

立法权的应然和实然探讨

从应然方面讲,立法权应专属于民意代表机关;从实然方面看,虽然民意代表机关会将部分的立法权授予其它国家机关行使,但这仅是授予的权力,并不违背权力分配关系的要求。因此,规范授权标准,建立起有效的违宪违法审查机制便成为我国真正实现法治的当务之急。     

论行政相对人权利对行政权的制约

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是十五大提出的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宏伟目标。要实现这一目标关键在于依法行政,而实现依法行政关键在于对行政权的制约,防止行政权的滥用,促进行政权的高效行使。目前我国对以传统的立法权、司法权制约行政权相对较为重视,但对于其它权力制约方式如以权利制约权力尤其是以行政相对人权利制约行政权则缺乏关注。本文试对行政相对人权利对行政权制约的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