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是否有南方丝绸之路?——四川大学准备组织有关专家进行调查研究

四川大学历史系副教授童恩正在撰写《略谈秦汉时代成都地区的对外贸易》一文时,曾接触到《史记》、《汉书》、《华阳国志》及中外学者有关中国对外贸易的研究情况。作者认为,早在秦汉时代,成都已是仅次于长安、临淄的第三大城市了。由于成都平原经济发达、物产丰富,具有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因此成都在当时已是我国西南最大的经济中心,初步具备了国际市场的物质基础。兼之西汉初年,北方匈奴势力膨胀,威胁西汉帝国的西北边陲,一度遮断了中国与西方往来的“丝绸之路”。所以,汉武帝在加强兵备,“专力事匈奴”的同时,又命张骞“因蜀,犍为发间使,四道并出”。此举虽未直接打通南方线路,却促进了成都与南亚诸国的贸易发展。     

试论“巴”的得名之由

“巴”是古代活动在川东及附近的一个民族,对这个地区的开发作出了重大贡献。公元前三一六年秦灭巴、蜀,在其故地置巴郡和蜀郡,从此,“巴”成了代表四川东部的地名了。 关于“巴”的得名,向有多种说法。童恩正在《古代的巴蜀》中即列举了四种说法:1.得名于河流形状(谯周);2.得名于植物(司马贞);3.得名于动物(许慎);4.得名于地形(徐中舒)。他不同意这些说法,并提出了自己的第五种看法,即得名于“石”。他说:     

半月形文化带：理解中国民族及历史脉络的一把钥匙——童恩正“半月形文化带”的学术意义与价值

“半月形文化传播带”是童恩正依据考古材料,提出的一条从中国东北到西南的地理文化带。长期以来,对半月形文化带的意义与价值,学界虽有所涉及,但总体上缺乏将其置于中国历史及民族活动框架中,系统考察其与历史上民族活动的内在关联性。事实上,半月形文化带不但被历史时期民族活动所充分印证,且在中华民族形成的历史进程中起了关键性连接作用。半月形文化带不仅为我们认识中国文明起源开辟了新视野,同时北方游牧民族在该地带上的承袭性和文化融合以及所呈现的对农耕区域的包裹性,均构成了中国历史的重要特点。半月形文化带有助于我们摆脱把长城作为农、牧线性分割的认知和多从单一民族视角认识北方民族与华夏农耕民族关系的窠臼,更多看到北方民族在中国历史中的交融连接及文化整体性,从而为我们深入认识理解历史上游牧民族同农耕民族之间的互动整合以及中华民族历史脉络提供了一个新的整体性视野和思路。半月形文化带蕴含着中国历史、考古、民族、地理、语言、生态和人类学的丰富内涵,堪称理解中国民族和历史脉络的一把钥匙。     

从民族史到人类学——童恩正西南考古的参照系

作为中国西南考古的代表人物，童恩正的学术研究秉承了冯汉骥开创的“民族考古”传统，对遗存的族属关系有深入探讨。蒙文通等史学家的影响，推动他接受并深化中国文化多元说。但是，在提出“边地半月形传播带”概念之后，试图用文化人类学塑造新的考古学解释体系的童恩正，强调了生态环境与人类历史的关系，却相对忽视了文化多元说形成的张力，这造成他在此后的考古学研究中偏向于论证西方的既存概念与中国的既有陈说。     

“湔氐道”的范围和治地

湔氐道是四川西北的一个秦置县。关于“湔氐道”的治地,宋人胡三省说:都安县“即汉之湔氐道”。(《资治通鉴广注》)今人任乃强、张至皋《四川地名考释·温江地区十二县》、童恩正《古代的巴蜀》皆从此说。《舆地纪胜》载湔氐道在松潘。古今争论,大体围绕松潘、灌县两地。到底何说为是?实有考辨的必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