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只蚊子爱过你

我是一只小小的蚊子,在一次偶然的机会下,我遇到了她。她是一个人类,我却发现:自己爱上了她。可不该是这样,作为一个被人类讨厌的生物,特别是她,我亲眼见到过,她对着一只还在动的甲壳虫尖叫。我知道,我不可能。我偷偷地跟着她,偷偷飞在她身后,偷偷看着她的背影。     

一致的达成--基层社会治理下的协商空间

“社会治理”作为党的新兴执政理念，倡导“多元共治”的公共事务治理之道。伴随社会治理理念的持续发酵，创新社会治理体制成为基层政府不断探索求新的试验田。在基层，社区居民、村落居民各自以不同的形式积极参与到公共事务的协商讨论中，涌现出多种多样的协商形式，为营造基层协商空间提供了制度化参与平台；但介于许多协商形式是长期制度实践的结果，其在程序化方面尚未适应基层社会治理的新要求，加之基层社会治理主体在参与协商的过程中受传统“权威性自治”思维的支配，这在一定程度上了压缩了基层协商讨论的自治空间。因此，优化基层民主协商形式，维护并开拓基层协商空间，成为基层创新社会治理体制的一条现实路径。     

天人之分与职能之异——《荀子·天论》“官人守天而自为守道也”新诠

目前学界对"官人守天而自为守道也"的理解千差万别,这既有词语训释上的原因,也源于理论认知方面的差异。经由辩证诸种注释歧义,并结合《天论》篇政治哲学的文本性质,可以看到此句所蕴含的理论问题:其一,荀子区分了"天"(自然之天)与"道"(礼义之道),并分立了二者在达致合理的政治秩序上的价值。其二,就政治体系而言,政治秩序的达致需要政治角色履行相应的政治职能。荀子所理解的"官人"与"圣人"在政治职能上有本质差异,一者在"守天"(观察、研究自然现象),另一在"守道"(持守、遵循礼义之道)。辨明"官人守天而自为守道也"一句的意涵,有助于深入理解《天论》篇的理论主旨与义理脉络。在《天论》篇中,"自为(圣人)守道"是"明于天人之分"的必然要求,也是"制天命而用之"的根本前提。在荀子看来,只有"道"才是治理天下的根本原则,"天"只是治理天下的物质资源。     

论《沧浪诗话》的诗歌语言观

严羽的诗歌语言观与他诗论的整体思想是协调合拍的。他重视诗歌的音节,强调"一唱三叹之音",推崇诗歌音韵的抑扬顿挫的特点,反对押韵必有出处,反对和韵和俗韵,反对因韵害意,同时也批判了江西诗派"以文为诗"的倾向。在用字方面,他强调字眼,要求除俗句,用字不必拘来历,体现了他复古创新的诗艺追求。在句法方面,严羽继承前人的思想,要求参活句,重视诗的起结,要力避俗句和语病、语忌。在言意关系上,严羽要求言能达意,言意为一,在此基础上透彻脱洒,从而使诗歌获得空灵剔透、言有尽而意无穷的效果。     

莎士比亚十四行诗“战争”隐喻认知研究——基于美与爱主题

莎士比亚在十四行诗中使用大量隐喻,"战争"隐喻尤为突出,主要体现为"美即战争"与"爱即战争"。诗人以"战争"为始源域,结合"战争"这一人类活动的特点,通过"战争"概念来描写、构造"美"和"时间"以及两者中人与时间、人与人冲突与对立的关系,着重表现两者之间的相互较量与抗争、过程惨烈,表现了要留住美的不易、得到爱的艰辛这一思想观点。在这一隐喻系统中,无论是始源域还是目标域,其内容都是以"人"或"人"的活动为中心,人文主义色彩浓厚,隐喻的使用使诗歌在内容表达上更具连贯性,主题更加鲜明。     

服务台胞用真心 携手克难见真情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武汉市对台工作系统将疫情防控和服务台胞作为第一要务,迅速进入疫情防控战时状态。武汉市台办第一时间成立由刘红鸣主任任组长、班子其他负责同志为成员的疫情防控工作领导小组,抽调精干力量成立3个专项组,实行24小时政务值班和工作专班双班值守,建立应急处置、日报制度和市区联动工作机制,紧急动员指导各区台办开展工作,积极稳妥开展疫情防控和服务台胞工作。     

章公祖师佛像跨国追索诉讼国际私法问题研究

从章公祖师佛像跨国追索诉讼主体资格问题切入,分析佛像的法律性质,探讨涉案物权准据法的确定及适用问题。该案原告应由阳春村全体村民担任。涉案佛像属于文物,建议村民在荷兰法院提起原物返还之诉。受案法院应当适用物权冲突法确定准据法,即可能适用中国内地、中国香港或荷兰法律。被告在购买时应当对涉案佛像来源产生合理怀疑,因此不构成“善意”;原告应尽可能搜集证据证明《荷兰民法典》规定的20年消灭时效因起诉而中断。依据《香港货品售卖条例》和中国内地物权法理论与实践,被告均不能取得系争佛像的所有权。     

从脂评自述看脂砚斋与曹雪芹的交往

"一芹一脂"是文学史上的佳话。脂砚斋在批语中用"一生惭恨"来评价曹雪芹,其中包含作者对自己身世的感慨、对家族不幸命运的愤懑、对人生波折的体验,以及对自己身无用武之地,只能借酒浇心中块垒的痛苦。脂评中自述与曹雪芹的交往大概有两类:一是生活交往,二是文学交往。     

朱熹和孟子解读舜之“怨慕”的不同逻辑

对于舜之“怨慕”,朱熹作出了不同于孟子的解读。这是基于心学、理学内在逻辑的不同。孟子作为私学之儒,和孔子一样,是主张士君子的阳刚人格的,并且从性向善的人性论出发,协调义与利、公与私的关系,而以君臣父子关系都属对待关系;依此,将舜之“怨慕”解读为舜对父母的既怨又慕。朱熹则作为官学之儒,以所谓“气质之性”协调理学先驱荀子的性向恶论,以二歧化思维把天地之性、天理绝对化,以公去私,视君臣父子关系则为下对上的绝对服从关系;依此解读,舜之“怨”只能是自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