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义复隐赋才流:庾信《哀江南赋》中的萧纲叙述

梁武乱政,侯景反噬,萧纲惨遭篡弑,令人同情;而其和同无方,常怀妥协,于家国丧败,无所用力,又令人扼腕.回视当时人的追叙文本,《哀江南赋》中的萧纲形象颇为模糊,几乎淹没于家国丧败和才士流离的典密叙述中,却又多层互写,精义复隐,史识文心俱在.即此可窥庾信“春秋左传学”一斑.     

"垄断福利"何以顶风而涨

改革,改到深处是管理,管理的精义在效率与公平.现在,问题来了--沸沸扬扬闹腾了一年,说是抑制垄断行业的"腐败福利",缩小收入差距,却雷声大雨点小,变换手法顶风而涨--是改革走了过场,还是管理不到位?     

孟子教育思想:精义与启示

孟子教育思想是我国传统文化之瑰宝,其精义包括:教育的功能是培养"仁德",恢复"善性";教育的价值在于使人有别于禽兽,使"贤"有别于"不肖",使社会伦常秩序得以规范,使"民心"得以归服;为师者,应注重言传身教,教之以德,启发诱导,循序渐进,因材施教,不屑教诲;求学者,应牢记学问之道,求其放心,欲其自得,反求诸己,立志养气,学思结合,以博反约,融会贯通.孟子教育思想对现代教育实践有重要启示.     

微观法治建设领域的若干悖论及其超越——佛教经律与法律的对话

当今我国宏观的法治建设取得了重大的进步,但法学理论、立法和司法实践中仍难免存在一些悖论性的问题.这些悖论的产生有着深层文化、观念的原因,佛教文化的精义和体系化的典籍、戒律早已对相关问题作出过有益的探索.法律与宗教的对话与融摄,将有助于实现对有关悖论的超越.     

张纲《书》学资料辑佚及价值研究

张纲《尚书讲义》早已亡佚,辑录诸家所引可得5万余字。张刚训诂好析字拆词,以会意说形声,强拆同义词为说。训诂重字词之义理阐发,主以阴阳思想、道家之说、刑名之学解经。在方法和思想上直承王安石。考索张纲《书》学,可以研究其思想及渊源,探究王安石《书》学之影响以及当时之社会思潮。     

放胸襟如太虚始得——《文章精义》的创作理论与批评实践

对《文章精义》的创作理论和批评实践之精密研究尚未展开。在“文章创作观、继承发展观、批评术语、比喻式批评实践”等方面,它有着独特的理论价值。它强调“放胸襟于太虚”的创作素养,推崇“浑然天成”的最高审美境界,要求痛下功夫,精通古人内在的精神魂魄。它创新使用了“力量、圆方、顺逆”等批评术语,对比喻式批评进行了有益的实践。     

中国古代家训的源流、精义及其当代转换的方法论

我国古代家训造端久远,自五帝时代发端,《周易·家人卦》是上古家训最早的文献,周公首开了帝王家训与仕宦家训的先河,自西汉至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为形成发展期,明清为鼎盛期。古代家训从形式上可分为家规、家仪、家教、家书四个方面。从内容上看其深层主题都是在阐发中国文化儒释道的“道”、“仁”、“义”、“空”等核心范畴或概念。这些核心范畴或概念是古代家训的深层内蕴和哲学基础。历代家训的主要内容和精义都是从这些范畴概念生发开来,也是受训谕者即子孙们日常践履和体悟训谕的归宿点。对古代家训的创造性转化应从方法论上入手：要把握和理解“变与不变”之辩证法;辨明传统与当代的对立统一关系;打通精英文化与民间文化的隔阂;由培养圣人、君子到培养当代公民;在中西融合中力求让古代家训“活”在当下,用以创新今天的家风、家教。     

《性理精义》与清初的政治意识形态

清初的政治意识形态,在世俗一面是由康熙《圣谕十六条》及其后雍正所衍的《圣谕广训》为代表,在形而上一面则是康熙和李光地所定的《御纂性理精义》。《性理精义》一书,是康熙授意李光地等理学大臣删整明代理学名著《性理大全》而成,其目的在于通过尊崇朱熹之学而将治统兼合道统。《性理精义》一书体现的,正是康熙帝王术的具体一面。李光地学行不一,杂糅诸学以迎合帝王。君臣共同完成了清初政治意识形态的建构。     

思想的底色——陶行知《金陵光》文献考论

金陵大学时期是陶行知世界观和政治社会思想基本定型的阶段。他建议创办了The university of Nanking Magazine的中文部分——《金陵光》,并且撰写发表了20余篇文章。通过对这些文献的分析,可以看出在这一时期陶行知形成了"个人是德性主体"的世界观,并在《共和精义》等文中阐明了自己的政治社会思想。这些思想贯穿了陶行知的一生,构成了他一生思想与实践的底色。     

朱熹《论语集注》手稿的涂抹与成书过程

朱熹《论语集注》的成书建立在《语孟精义》及更早的《论语要义》基础之上,而后者无论内容还是主旨都受其外兄丘义所编纂的《论语集训》影响颇大。束景南认为《四书集注》的首次合刻始于淳熙九年朱熹在浙东提举任上,并谓之"宝婺刻本",且认为詹仪之在德庆印刻的《四书集注》为翻刻宝婺本。但所谓的宝婺本《四书集注》实际上并不存在,而詹仪之所刊既非翻刻宝婺本,亦非《四书集注》合刊,其中《论语集注》则是初次刊行,且并非朱熹之本意。此后,朱熹仍在对此书反复修改。存世的《论语集注》手稿残卷中涂抹处甚多,通过对相关涂抹文字的识别,可以窥见前后修改本内容差异及修改意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