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宋史著述关于《宋史》史料之增补与纠谬

元修《宋史》的粗陋屡遗后人斥责，改撰重修者接连不断，其中以明人成绩最为显著。由于元修《宋史》利用了大量的《国史》和《实录》等第一手史料，使得该书在史料价值方面占有绝时优势。明代宋史学者对此有着清楚地认识，因而并未抛弃《宋史》史料，而是本着求实存真、广征博采的原则，对《宋史》史料扩充补遗、考辨纠谬，尤其在人物传记和南渡诸事上增添了丰富的内容，使得宋史记载更趋真实、完备，亦为后人的进一步辨析准备了条件。     

亚里士多德的谬误理论及其方法论蕴思

亚里士多德关于谬误的理论主要载于《工具论》的《辩谬篇》和《前分析篇》中,另外在《修辞学》一书中也有阐述。在《辩谬篇》中,亚里士多德从分析反驳入手对谬误做了定义和界分。《前分析篇》中所体现的特点正是要以明确谬误研究中的逻辑因素。作为逻辑应用理论的现代谬误理论,它的产生和发展表明它不是来和现代形式逻辑竞争的,更不是用来反形式逻辑的,而是作为形式逻辑的一个补充,在不同的研究领域发挥不同的作用。     

古代自传文的文学价值

本文追溯了中国古代自传文发展的历史线索,挖掘了自传文的历史价值与文学价值。     

何休《春秋公羊经传解诂》训释讹误两例--兼论清代学者纠改之失

何休《春秋公羊经传解诂》对《公羊传》字词的训释时有讹误,清代学者曾力加纠匡,但仍有纠而未安或正而不是者。本文以僖二年“吾马之齿亦已长矣,盖戏之也”与襄二十六年“剽之立于是未有说也”为例,辨析何休训解中的讹误所在,同时指陈孔广森、何若瑶、俞樾、陈立、王闿运、皮锡瑞相关纠改的是非得失,最后提出新的解说,以求合乎经传本义。     

"按经验纬"考论

"按经验纬"是<文心雕龙·正纬>篇中刘勰"正纬"的原则和方法,根据儒家的经书来检验纬书,刘勰认为"其伪有四".然而,实际上,"验纬"是不能够"按经"的,因为两者的内容和性质截然不同.如果将纬书同经书分而论之,那么纬书自有其存在的价值.因此,尽管刘勰认为纬书是"乖道谬典"、"无益经典",但是仍然肯定了其"有助文章"的意义.从刘勰提出"按经验纬"到主张"酌乎纬",由此说明刘勰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态度是辩证而客观的.     

论“辩论式”审判方式在我国民事诉讼中的适用

我国人民法院自 90年代开始审判方式改革以来 ,已取得了丰富的成功经验 ,但由于历史的原因和习惯的禁锢 ,我国的民事诉讼模式还带有很重的职权主义色彩 ,本文就辩论式审判方式概念的界定、特点及适用做些有益探讨。     

两《唐书·李邕传》正补

新旧《唐书·李邕传》对传主叙述互有异同， 并有疏谬。对照两传并利用其它文献， 可以确定李邕的籍里和生卒年； 证明他“补益《文选注》”是讹误； 考辨他仕途坎坷遭遇悲惨不是因为他险躁矜狂， 而主要由于封建官场倾轧与残酷， 他性格主要是刚毅忠烈， 英风豪气； 补充他与李白、杜甫、崔颢等盛唐文坛巨子的交往事迹， 由此表现出的长者风范， 以及他诗文书法作品数量及流传情况     

元稹通州诗歌编年──《元稹年谱》疏误举例

本文列举《年谱》对元稹通州任内诗歌编年疏误约七十余首。全文以元稹通州任内的时间为序，逐条标示《年谱》编年疏误的诗歌，全面引述《年谱》编年的理由；然后笔者说明《年谱》编年缪误的原因所在，扼要列举正确编年的理由。从而比较客观地表述了元稹通州任内的行踪和生平，以及元稹和白居易通州江州唱和的真实情况，纠正了《旧唐书·元稹白居易传》关于此事的错误记载……为读者正确理解元稹的这部分诗歌提供了可信的资料和依据。     

为《陈垣年谱配图长编》补遗指谬

《陈垣年谱配图长编》是一部严谨有加的学术著作。较缺乏，因此，该书不可避免地出现了个别遗漏和失误之处。臻完善，更具有使用价值。因为历史年代跨度较大，20世纪早期的文献史料又比为此，运用新发现的史料，为该书补遗、指谬，使之更     

重评陈独秀大革命中的纠“左”问题

大革命时期陈独秀的三次纠“左”皆是无可厚非的。国共两党关系过早的破裂,主要是由于工农运动中的“左”倾错误激化了两党矛盾。而大革命的失败,关键在于共产党没有自己的军队。陈独秀的右倾,不在于对“左”倾现象的纠正,而是不敢组建共产党独立领导的军队。在民主革命时期的国共合作中。只有以军队领导权、统一战线、群众运动为序处理好三者的关系,才能立于不败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