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笔法话《春秋》

《春秋》是我国现存的第一部编年体史书。它按编年记载了春秋时期鲁国从鲁隐公元年到鲁哀公十四年（公元前772—前481），现存1．6万多字，略有缺失。它虽简略，但以鲁国为依据，记述涉及这个时期的历史大事，相当准确地记录了当时政治、经济、文化、天文气象、社会生活诸方面内容。相传为孔子所作，但据近代学者考证，应是鲁国史官集体创作。也有一种较为可信的说法，《春秋》确是一部国史，因材料散乱，孔子重新编订。不管怎样，这部史书确实体现了儒家的思想，因而被视为儒家的经典之一也就不奇怪了。     

略谈《春秋》与《资治通鉴》的相承关系

《资治通鉴》(下简称《通鉴》)作为贯通古今的编年体史书,是中国史学界的一大创作。虽然司马光作《通鉴》在体例上多从荀悦《汉纪》,但编年体最早创自《春秋》,因此,笔者认为,《通鉴》和《春秋》存在一定的相承关系。     

论新世纪工业题材长篇小说的情节模式

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文学,每一种艺术形式都负载着特定的生产方式及意识形态所规定的意义。与传统工业题材小说基于阶级斗争、生产矛盾、思想冲突设置叙事框架不同,新世纪工业叙事显现独特的叙述特征和艺术追求,其主要情节可以概括为编年体、成长、“生活流”三大模式。三大模式具有丰富的具体内容和深厚的文化蕴涵,表达了创作者和阅读者特定的文化心理诉求,但也存有值得警惕的趋于“另一种模式化”的隐忧。     

十八卷本《中国文学编年史》的体例探索

陈文新教授主编的十八卷本《中国文学编年史》表现出诸多方面的新变。在体例方面,该编年史的时间段设计以年为基本单位,年上设“阶段”,“阶段”上设“时代”;每一“阶段”与“时代”之前,分别设“引言”与“绪论”,以重点揭示文学发展的阶段性特征与时代特征。这一体例的设计,强化了编年体文学史的表现力。     

论与“编年体”有关的现当代文学史著述问题

“编年体”文学史最近一个时期颇受学界重视。编撰者不满足现行体例重“论”轻“史”的偏向，希望通过复活“编年体”的历史著述体例，构造“用材料和事实说话”的文学史，由于主客观方面存在的困难和局限，“编年体”现当代文学史目前还未达到成熟、理想的状态。     

论荀悦的历史编撰思想

荀悦不但在历史编撰方法上取得了重大成就 ,而且在历史编撰思想上也多有建树。他基于对历史撰述作用的深刻认识 ,而强调历史记载对于“立度宣教”和“崇立王业”的重要性 ,肯定历史撰述的根本目的在于鉴戒 ;他以“有便于用”和“省约易习”为历史撰述的取材原则 ,提出并系统阐发了“立典有五志”论 ;他重视秉笔直书 ,认真总结历史的得失成败。荀悦的历史编撰思想是中国封建史学传之于后的一份宝贵的思想遗产。     

《左传》:《三国演义》创作的渊薮

《左传》中富有小说因素的素材、编年体为主纪传体为辅的编写体例、叙事艺术,无不为"陈述百年,该括万事"的历史演义小说《三国演义》所继承,并有所突破与创新,尤其是在战争描写艺术手法上,更是一脉相承,甚至青出于蓝而胜于蓝,战略、战术描写出神入化,从而勾勒出精彩而生动的战役,诸如赤壁之战、官渡之战等。     

元好问《中州集》的文学史意义

元好问《中州集》由魏道明编辑、商衡手抄的《国朝百家诗略》与其所＂记忆前辈及交游诸人之诗＂两部分组成,这是造成《中州集》前后体例不一的关键性原因。《中州集》不仅是集金代诗人诗作之大成的一部诗歌总集,而且具有明显的编年性质,为后人研究金代诗歌提供了最重要的文献依据。《中州集》每人一篇的作者小传,具有三个方面的文学史料学价值：一是众多小传中的传主事迹可补《金史》之阙;二是小传载录了数以十计诗人的各类书目,而成为了《金代艺文志》的重要组成部分;三是小传中以例举或评曰的形式,收录了＂正集＂之外的82人的207首＂集外诗＂。《中州集》＂诗传合一＂的编辑体例,＂以诗传史＂的编辑思想,＂以年为序＂的编辑方法,对后世诗选家影响深远。     

关于《春秋文学编年史》研究的思考

周平王元年（前770年）至周定王十六年（前453年）凡317年期间的重要历史事件、诗歌和散文作品、政治家、思想家、文学家、文学现象及文学活动等，均应作为《春秋文学编年史》所应涉及的研究范围和基本内容。为了更好地体现本课题的研究目的──展示中国春秋时期文学发展的历史进程，必须将传统的研究方法和现代的研究方法综合运用，使春秋文学研究达到客观性、真实性和理论性、科学性的完美统一。     

“编年体”父女照背后的故事

"爱人离世多年,独生女儿远嫁他乡,人生好像一晃眼就过了60多年。"2019年1月,在爱人十周年忌日前,65岁的镇江市民华允庆在自媒体上发表了一组照片,对自己这几年的独居生活进行了简单记录。组照迅速刷爆了他的朋友圈,"这个话题引起了很多人的共鸣,还有不少人主动打电话和留言跟我说,要我多加保重、安度晚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