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会防范教案:甲午战后新教传教士集体上疏清廷考

以往的晚清中外关系研究往往强调了甲午战后民教冲突的一面,而从未提到过传教士迫切希望减少这种冲突并为此作的努力。虽然清廷两派在基督教问题上的分歧导致1895年新教传教士集体上疏清廷的成效甚微,但清廷高层的改良派官员与李提摩太等传教士的交往和了解成为基层民教冲突影响高层政治决策的中间环节,预示了日后清廷修正基督教政策的可能性。     

脸谱背后的李鸿章

<正>转眼之间,距离那场给整个中华民族带来深重灾难和屈辱的甲午战争已经过去了两个甲子。随着岁月的流逝,人们对那场战争的绝对主角李鸿章的认识也越来越脸谱化了。李鸿章一辈子主要干了三件事——做官、办洋务、搞外交,这也是认识李鸿章的三个视角。这三个视角给李鸿章形成了三张脸谱。     

翁同龢：皇帝的老师不好当

翁同龢突然下岗 光绪二十四年，农历是戊戌年。4月27日皇上召集军机大臣议事，却特地安排翁师傅不用进来。这意味着什么，不言自明。终于，密议的结论出来了，这是一份措辞严厉的上谕：     

西周初年的六和会与现代社火

西周初年的大和会是社火源头.和(龢)祭是祈求庄稼丰收的祭祀活动,以禽为主要祭祀用具.禽是棍棒与乐器在原始巫术舞蹈中交合作用的产物,以后发展成为汉族社火及其他少数民族民间舞蹈中的花捧子.和蔡活动在发展过程中内洒被不断丰富,以求达到万物兴盛、人民安康、郑国和顺、天人和谐的目的,并融合其他舞蹈形式发展成为社火.     

杨葆光与翁同龢的交游与唱和

杨葆光和翁同龢都是清朝末年的有名文人,二人虽然地位悬殊,却有过密切的交往,并且留下了酬唱之作。研读两人的日记及诗作,可以还原当年的这段历史,并能印证二人日记的真实性。     

翁同龢日记删削改篡影印出版的真相

1925年翁同日记影印出版时,翁氏后人和张元济曾从"为师者讳"的目的,有意删去日记中的有关文字。文章根据日记原件与影印本作了对照,分别指出删改的文字,对研究翁氏本人和晚清史具有参考价值。     

对虞龢《论书表》中一则书论的质疑

南朝宋虞龢《论书表》中曾认为：王献之书法受到谢安的轻视，并且王献之自称书法胜其父。其实，谢安是颇重视王献之其人及书法的，且王献之并没有因为时人对自己的推崇而得意忘形，只是认为自己和其父的书法不同罢了。     

翁同龢与实录圣训编纂

晚清实录、圣训纂修是清代实录馆常态化的工作。翁同龢在宣宗、文宗实录、圣训编纂中都发挥了一定的作用。特别在文宗实录、圣训编纂中,翁同龢以帮办总纂官、总校官的身份,全力从事实录编纂和恭阅圣训的工作,在实录、圣训的体例设计、史料征引、人事安排、实录编纂程式、赏叙机制等方面都有清晰、明确的记载,为我们进一步了解清代实录馆运行的实态提供了重要的史料。       

翁同龢古籍版本鉴定方法述略

身为两代帝师的翁同龢是清代著名的藏书家,他收藏的书籍多为善本、珍籍。在长期的古籍收藏、鉴赏过程中,他积累了丰富的版本学知识,熟谙各种古籍版本的鉴定方法。他对版本的鉴定主要依据书籍的形式特征、文字内容以及其它相关的资料,方法独到而又有创见。翁同龢之所以在版本鉴定上有如此显著的成就,与其家学渊源、学术修养、藏书实践以及与著名藏书家的交往是密不可分的。     

“龢”:华夏思想之大原——孕育于祭祀文化下的思想意识

从"和"的角度来审视中国文化的价值,此字包含着丰富的内容:天人"和"、人人"和"、君之德与天命"和".它植根于黄河中下游中原原始的和早期的农耕经济所孕育的祭祀文化、礼乐文化."天生之、地养之、人成之"的经济特色,使中华先人特别关注天人关系、人与人关系,以及天与代行天命者的君后之关系.在此背景下所产生的祭祀文化,表现出对天的敬畏,对祖的恩报,以及对"君"、"后"意志的屈服.然而,随着文明脚步的前进,对天命的敬畏,部分地转变为对天道的信守,从而产生了"和"天人的信物--"禾";用于祭祀仪式的豊、龠不仅用于敬天祭祖,同时也用于冠礼、婚礼、葬礼,乃至士礼、军礼、乡饮各项活动中,随着人际交往的扩大及增多,虔诚的古典宗教文化,有相当一部分便转变为移风易俗的世俗文化,于是便产生了"和"人人的礼乐.大量"覆宗绝祀"(用现代语来表示就是"亡国灭种")的历史教训,使"代天行命"的君王("后")认识到自己也是被天所"监"的对象,所以以德"和"天的观念也滋长出来.于是,人与天和,求丰收;人与人和,求太平;君德与天命和,求永祀.这种"天人和合"的思想,就成为从祭祀文明向礼乐文明过渡过程中重要的思想成果.这就是华夏文化的思想之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