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德斯鸠著作中的中国形象(上)

正孟德斯鸠对中国的认识,集中体现在他那部影响深远的巨著《论法的精神》之中。孟德斯鸠(Montesquieu)生于1689年,卒于1755年。1716年,孟德斯鸠开始担任波尔多高等法院庭长,1728年被接纳为法兰西学院院士。此外,他也是普鲁士王家科学与文学院院士,伦敦王家学会会员。1721年,他出版     

李明《中国近事报道》与礼仪之争

明末清初是中西交流史上一个辉煌的时期,然而礼仪之争使双方的交流陷于停滞,最终东西方都失去了机会:基督教失去了扩大在中国传教的机会,中国失去了向西方学习的机会。李明的《中国近事报道》(A Compleat History of the Emprie of China)是将这场争论推向高潮,并在这场争论中起重要作用的一本著作,所以了解这本书对了解那场著名的争论不无裨益。     

中日两国东渐西教应对的比较考察——以早期耶稣会东来布教为中心

尽管早期赴远东传教的天主教耶稣会采取了灵活的适应性传教策略,但由于东西文化之间所存在的巨大差异还是导致其在远东的传教事业相继遭到失败。通过对康熙与丰臣秀吉禁教的个案分析,可以认为东来耶稣会的失败在中国主要是为中国文化所败,而在日本更大程度上是为日本统治者的个人权利所败。     

清初“礼仪之争”与基督教“伤风败俗”观念的形成

清初“礼仪之争”既是中西两种不同性质文化的斗争,同时也包含着基督教与中国社会风俗的冲突。随着“礼仪之争”的深入,基督教“伤风败俗”的观念不仅被大多数中国人所接受,而且成为官绅士人反教的重要依据。     

宗教与科学的双重失败——耶稣会士刘松龄研究新论

传教士对中国和中国人的感情本质,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尚未研究的课题(伊罗生)。耶稣会士刘松龄在中国传教长达35年之久,对他所从事的事业——宗教和科学的传播,其实是失败了,无论是"科学"还是"宗教"(或这一名词背后隐含的含义,如"政治理念"和"组织建构"等)以及它们的历史作用,都应持一种批评的态度。同时,对于当事人刘松龄本身,在认识其复杂和多重人格的同时,仍保持应有的尊重。     

关于日本耶稣会士商业活动的若干问题

传教士进行商业活动的基本原因是生存需要.在沙勿略传教日本期间,经费来源是马六甲地方长官赠送的30桶上等胡椒.随着传教活动的开展,经费缺口越来越大.最迟在1571年,耶稣会开始进行有组织的商业活动.在范礼安首次远东巡视期间,这一活动被制度化了.他与澳门商人行会订立契约,每年为教会提供50担生丝份额,并任命专事此职的管区代表负责商品储备及流通、销售、资金调配等商务活动.耶稣会土的商业活动在教会内外引起轩然大波,教皇、耶稣会总会长及葡萄牙国王多次下令禁止,教会内外的派系之争又使得这一争执趋于复杂,但生存需要仍使得这一备受争议的活动经久不衰.     

中国著名学术机构:河北大学

河北大学是河北省唯一一所重点综合性大学.学校的前身是1921年法国耶稣会士于天津创办的天津工商大学,其后数易校名,先后历经天津工商学院、津沽大学、天津师范学院、天津师范大学等时期,1960年改建为综合大学并定名河北大学,1970年由天津迁至国家历史文化名城--河北保定.     

澳门与近代中西文化交流

本文认为,澳门自１５５３年被葡萄牙人租居以来,就成为耶稣会士出入中国内地传教的最早和最主要通道,而这些传教士大都是聪明慧达之士,他们不仅为中国人带来了西方近代科学技术和文化知识,促进了中国近代科学的发展,而且向西方宣传了中国的传统文化,影响了西方近代资产阶级的思想启蒙运动。传教士的双向活动,使东西方文化通过澳门而相互交汇,澳门也因此成为近代东西方文化交流的桥梁     

西方政治观的东渐——《达道纪言》中所表达的政治观

1636年出版的<达道纪言>,由意大利耶稣会传教士高一志"手授"、山西地方官吏韩云"纂述".该书作为西方政制人伦的"语录"汇集,取材于古希腊和古拉丁文学,编译成中文共355条;并以中国传统的"五伦"为原则,编排成五类,着墨最多的是君臣(158条),其次是朋友(122条),再次分别是兄弟(31条)、夫妇(23条)、父子(21条).<达道纪言>处于儒家、基督宗教和斯多葛学派几大传统的交汇之处,目的却不是要建立一本历史档案集,而是借助于贤人的格言,试图培养起某种政治伦理的态度.尤其是从对君王之修养、君臣关系、拒绝暴力、平民主义的君主制度以及法治、经济、税务政策等问题的分析看,该书发挥了西方古代的政治修养,并且与儒家传统相结合,建造起了一个道德榜样,旨在教导人们如何趋善避恶.晚明耶稣会传教士在<达道纪言>中所表达的西方古典政治学,鲜明地体现了古中国和古西方在政治观念上第一次相遇的奇特情形,极其有助于深化目前的西学东渐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