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周“作冊”析辨

传世文献中“作册”记录少见,但在商周出土材料中用例较丰富。“作册”一词的呈现形式和使用语境有较为明确的历时变化,殷商到西周早期,几乎均是“作册+名”的形式,自西周中期起出现了“作册内史”“作册尹”,多指册命仪式中的宣命史官。西周金文中,“作册”发展出两个义项：遗存的殷商职名和西周职名的组成部分。殷商职名“作册”在西周时代,经历了遗存、衰落、隐没的过程,反映了周人对殷商职官文化的改造取代。商周铭文中“作册”相关称谓形式和使用语境的历时变化,实际上是“作册”词语内涵转变发展的体现,究其原因,与西周政权针对殷遗贵族的怀柔统治政策,特别是对于殷商职官文化的转化策略有关。     

出土资料所见的汉代军官考论

印章、封泥、简牍等实物资料含有大量关于汉代军事职官的内容,这修正或弥补了先前关于汉代军事职官研究的诸多内容,如千人、司马及其它属官有很多文献所遗的内容.在对相关文献和实物资料进行认真考察梳理的基础上,以种类的不同加以分门别类地论述之后,发现这些实物资料极大地补充和拓展了汉代军事职官研究的内容,对构建全面、系统、详细的汉代军事职官系统大有裨益.     

《辽史·百官志》补遗二则

因元人修《辽史》时的粗疏,使得不少辽代职官被遗漏不载,为今人研究辽代职官制度造成了很大障碍。好在近百年来大量辽代石刻被发掘出土,尤其是以辽人＂墓志铭＂为主的石刻文字资料被刊布。其中,     

秦汉林业职官考述

秦汉时期的林业并非由专门的林业机构管理,而是由不同部门的职官兼理。根据性质的不同,与其相应的林业职官分为管理山林川泽、苑囿、林木种植和木材利用四类。秦至西汉,山林川泽管理权由中央设"少府"与"木官"管理,其所出物产归于皇室及诸侯王。至东汉,山林川泽的管理权及物产改由地方政府负责;秦汉苑囿先后由少府及水衡都尉掌管,其下设有"苑丞"及"禁圃"等兼管苑中林木事务;当时的林木种植主要由地方政府负责,宫室、陵寝内的树木则由"将作大匠"主管;此外,秦汉时所设的"将作大匠""司空"以及中央与地方所辖的各类工官主要管理林木的开采与利用。     

张谷若年表

张谷若是著名文学翻译家,为我国英国文学汉译事业做出了重要贡献。该年表比较系统地介绍了张谷若的生平、著译情况,为张谷若研究和翻译家研究提供借鉴。     

帝制中国的"公"、"忠"观念与制度变迁——以帝制中国财政职官制度的变迁为研究主体

在帝制中国,专制君主通过建立和不断完善君主专制政体来整合国家、社会的各种资源,以确立、巩固和发展"以君为公"的"家天下"治国模式.但是,在思想观念领域,帝制中国却长期以来存在着以对君主个人利益、意志的绝对服从为公或忠,和以对"天"、"道"、"民"以及比较抽象意义上的"天下"、"社稷"、"国家"等政治共同体的意志与利益的绝对服从为公、忠的两种矛盾的公、忠观.这两种不同公、忠观的矛盾与冲突,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帝制中国财政职官制度及财政管理体制的历史生成、设计与变迁.对公忠观念的嬗变和财政职官制度变迁及其相关性的研究,是研究帝制中国公忠观念与制度变迁相关性的典型个案.     

Praetor的实与名:从正名开始的罗马公法研究

古罗马的Praetor的名实问题,从翻译的角度说存在八种汉译,对Praetor官职从古罗马共和时期开始直到帝政时期的实际职掌,其最初是一种兼具行政、司法和军事职能的官职,只是到了帝政时期,Praetor才慢慢地转变为专业的司法官.因此,对Praetor一词的准确把握,应依据其在不同时期的不同职能进行,不能通译为裁判官,最好的释义是副执政官.     

试析《史记·十二诸侯年表》之“篇言十二,实叙十三”问题

《史记·十二诸侯年表》篇言"十二诸侯",实际上却记叙了十三个诸侯国的盛衰大事。对于其"篇言十二,实叙十三"的原因,历来众说纷纭。或是认为没有把吴计入在内,或是认为忘记更改篇名,或是认为没有把鲁计入在内,或是认为没有把秦计入在内。其实"十二诸侯"是有特殊来历的,司马迁是用"十二诸侯"来代称表中的"十三诸侯"。"十二诸侯"这个固定概念的得出是与司马迁的哲学思想和社会历史观紧密相连的。"十二"之数和《史记》各篇数目一样,体现了儒家的一种天道观,有一定的象征,寓含着天道运行之意。     

辽初中书令虚设的不可能性探析

辽初中书令是在契丹建国前后复杂的政治环境下,从唐朝职官体系中引入辽朝南面官系统的。其设置具有特殊的历史条件及必要性。这决定了它在此段时期内发挥职能的必然性。在辽初确立的"因俗而治"治国方针下,中书令更难逃贯彻国策之重任。然而,目前辽史研究者们较多认为中书令仅为"虚衔",甚至否定其隶属机构——中书省职能的存在。对此,也有少数研究者持不同观点,但辽史研究界还没有对这些反对意见进行驳斥。因此,对此问题仍需进一步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