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胡人灯初探

汉代墓葬中出土少量的胡人灯 ,反映了汉代人们的“奉死如生”思想 ,也反映了阶级矛盾的尖锐 ,同时还反映了中外文化的交流。本文在搜罗各地出土胡人灯材料的基础之上 ,运用考古类型学方法对其进行分类 ,从中透视其变化过程 ;并试图通过对胡人灯的特征分析 ,来进一步探讨胡人俑的种属     

唐长安城胡人居所分布研究

唐王朝曾以其强大的经济、开明的政治以及包容的文化吸引了大规模的四夷入朝,开创了“九天阊阖开宫殿,万国衣冠拜冕旒”的盛景,其中以踏着丝绸之路前来的胡人为甚,胡人在唐长安城的活动极大地影响了唐王朝社会文化风尚.以现存文献、新出土墓志和唐诗为研究资料,探析唐长安城胡人居所的分布规律和迁移轨迹,探明唐前期形成了以西市为核心、以胡商为主体的街西胡人聚居区和以东市为核心、以入仕唐廷的官员为主体的街东胡人聚居区,其中街西胡人圈在唐长安城胡人圈中发挥着主导力量;“安史之乱”后,胡人大规模自西向东迁移,唐中后期街东胡人圈更具群体话语权;此外,以祆祠为中心的胡人居所辐射分布规律长期稳定,投射出胡文化巨大的凝聚力和向心力.     

国号与“国人”——石勒的政治取向与胡人地位的法制化

十六国时期羯人石勒建立政权时,顺应中国传统文化选择"赵"为国号,既体现了石勒的政治取向,也表明了与刘曜前"赵"政权决裂并与之争正统的意图与决心,但在民族身份的选择上,石勒等人却具有非常鲜明的个性特点。与内迁民族大多攀附华夏远祖不同,他非常高调地自名为"胡",下令号胡人为具有一定政治权利的"国人",第一次以法律的形式将胡人的政治地位制度化;与此同时,也重禁胡人"不得侮易衣冠华族"。石勒对胡、汉双方的约束,充分体现了他的民族平等思想。刘渊、石勒等内迁民族在中原地区建立的政权,冲破了中国传统思想中"胡人不能为帝王"的藩篱,但内迁胡族的社会地位仍旧不高,贬抑胡人的现象普遍存在,故而石氏对于有污名化倾向的"胡"之称谓又刻意回避,将胡物改名,从而有了史书"讳胡尤峻"的记载。     

"回回识宝"型故事试析——"他者"视角下回回形象的透视

"回回"作为一个指代特定人群的名称,在传统汉族社会中长期扮演着"他者"的角色,而这种认知的形成又和汉族对早先胡人的历史记忆紧密相关.这生动地反映在汉族社会中长期流传不辍的"回回识宝"型故事里,本文通过对该类故事的源流发展及演变规律的考察,揭示了传统汉族社会是如何从以往的历史记忆中寻求资源并与现时相整合从而构建出大众话语中的回回形象.     

唐朝胡汉关系研究中若干概(观)念问题

该文是《中古墓志胡汉问题研究》一书的序论。民族的概念、"王朝国家"及其二元制的建构、"胡人汉化"等问题,在中国民族史研究领域中不仅随时触碰、不可回避,而且对于准确把握历时中的具体事项的尺寸,甚为重要。作者就长年研究的实践进行提炼,以心得的方式表达了自己的想法。     

论唐代长安西域移民的生活环境

西域移民进入长安后生活环境随着时代变化而有所变化,由初唐的胡汉融合到盛唐的大国心态,逐渐变化为中唐“屈辱”的社会心理与晚唐的受排挤、被压制。作者从唐人对待藩将、胡商、胡艺、胡俗等的态度具体阐述了这一变化。     

历史上的黄瓜

黄瓜不是中国的本土蔬菜，它是外来的食物。汉朝的时候。张骞奉汉武帝之命出使西域。他从当时所谓的胡人那里带回来许多好吃好看好玩的东西。这些好东西从皇宫里流传到了民间之后，虽然是胡人的东西，却因为很好，于是在中国的内地推广开来，黄瓜就是其中之一。     

北朝胡人贵族门第婚中的胡汉通婚

北朝时期,胡汉之间通婚频繁,胡人贵族与汉人高门大姓之间尤为明显.胡汉通婚成为影响当时政治格局、社会结构、历史进程和文化互动的重要因素.此文主要剖析了在汉族门第婚观念的影响下,胡人贵族与汉族高门大姓之间的通婚表现,探讨了胡汉门第通婚在政治与社会文化方面的影响.     

胡人与狮子:图像功能与意义再探讨

考古资料所见各代胡人与狮子图像具有复杂的功能与意义,包括佛教护法、胡人驯狮、胡人狮子乐舞表演等。经过了长时间和远距离的流传与不断演变,狮子与人的图像表现形式从神秘莫测的高贵权威象征符号到极度生活化的存在现象,与当地社会文化结合在一起,反映不同时期文化交流的特征。     

“感德乡”景教社团与隋唐东都人文地理之因缘——以新出土唐元琰、刘谈经墓志纪事为缘起

隋唐东都洛阳城内濒临洛水的南市,因有漕运沟通之便利,曾有大量的西域胡人在此从事与丝绸之路有关的国际贸易。这种流量密集的人事生态,促成了东都建春门、永通门之外贴近伊、洛河一带以"兴生"胡人为主体的侨民聚落的生成。历史文献和出土史料显示,生活在这一地区的西域胡人曾以入华蕃客的侨民身份,在这一移民沃土上展示着历史赋予他们的繁衍生息的生活形态。当地"感德乡"等景教信众部落的形成,正是这一人文环境孕育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