隐士之妻与陶诗的言外之意

陶渊明以古代高尚的隐士、贫士为自己的榜样,而且尤其不掩饰对于隐士志同道合夫妻关系的向往之情;对隐士贤妻表现了敬重之情。陶渊明是历史意识浓厚的作家,用作者眼中的历史来理解相关诗作,其中的历史意识、典实意蕴、委婉之致等都是陶诗的绮丽和丰腴之处。在全面把握作品、作家和历史语境的基础上去读解陶诗,方能从其中体会其更为圆融和通达的精神意趣,体会那些具体诗句本身所难以直接表达的意味。陶渊明对待隐士及其妻子的态度、对待“仁妻”的态度,能够提供很好的证明。     

现代化婚姻结构初想

从原始社会到私有制社会进而到现代化的社会主义社会,婚姻家庭制度由群制、对偶制演变为一夫一妻制,婚姻结构的更选与革命都无不紧随生产力的发展而改变,是与生产力的发展、社会制度相适应的.历史进程发展到现代社会,社会中存在的各类矛盾因素,人们的生活水平、价值取向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到底什么样的婚姻制度更符合现代人类文明的要求?本文作者将对此阐述自己的愚见.     

孔子“出妻”说及相关问题

历代学者多认为孔子"出妻",儒家不重视婚姻家庭,这严重影响了人们对孔子生活实际的认识,甚至导致人们对孔子的学说产生怀疑。实际上,《礼记》、《仪礼》、《孔子家语》等典籍的相关记载,并没有所谓孔子"出妻"之事说,所谓"孔氏三世出妻说"、"四世出妻说"也不符合历史事实。儒家十分重视婚姻家庭的和睦对治理社会的重要作用。     

水浒戏中的搽旦与《水浒传》中的女性形象

元杂剧中的搽旦表演与净角行当关系密切.现存元代水浒戏<同乐院燕青博鱼>、<黑旋风双献功>、<大妇小妻还牢末>中的搽旦脚色,对<水浒传>中一类女性形象的塑造有着重要影响.小说中女性形象与水浒戏搽旦的关联主要在于表现技巧与叙事态度的沿袭.但相对于戏曲中类型化的脚色表演,小说对于女性形象的塑造已经朝个性化方向稍稍前进了一些.     

规范与失范——清代平民家庭夫妻冲突问题研究

中国文化从家庭出发,认可的两性关系就是夫妻关系。古代的礼教、国法、家法族规无一不重视规范这一家庭核心关系。在此规范体系下,虽然"夫主妇从"型和谐夫妻关系是理想的古代夫妻关系,但是暴力冲突型的夫妻关系也在平民家庭中占有相当的比重,而形成这一失范的夫妻关系的原因同样也要从上述规范中去寻找,规范与失范的夫妻关系共同构成了古代家庭的生活的实态。     

反东方主义的中国形象建构——《我的幸运脸蛋》与《灶神之妻》的对比研究

比较华裔美国新作家翟梅莉的《我的幸运脸蛋》(1997)和华裔美国知名作家谭恩美的《灶神之妻》(1991)可以看出:翟梅莉颠覆了谭恩美东方主义式的中国书写模式,力图解构刻板化的中国"他者"形象,建构与西方平等的积极的中国形象。谭恩美采用"异国情调"式的叙事方式在小说中一味描写静止落后的旧中国,刻画令人同情的中国女性和邪恶的中国男性形象。而翟梅莉则采用"存在主义"式的叙事方式尽力向读者展现蓬勃发展、充满活力的当代中国,塑造正面的中国女性形象和非刻板化的男性形象。     

论北朝社会上层的妾

北朝时期,在异民族和异文化碰撞交融的过程中,妾的地位与命运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孝文帝迁都前,妾似婢妓,地位卑贱;孝文帝迁都后,妾的地位复常,并能够与夫、妻抗礼。出现如此反差的主要原因在于妻妾之礼在北朝的废阙与恢复。孝文帝迁都前,妻妾之礼废阙,庶子类于佣奴,使妾扩增子嗣的功能变得微乎其微,遂沦落到几乎与婢妓无异的境地;孝文帝迁都后,推行礼制改革,太和十九年(495)重新确立聘娶为妻,否则为妾的原则,这使传统的妻妾礼制得以重新确立,但传统的妻妾礼俗却一时难以回归。     

敦煌放妻书浅议

敦煌出土的十世纪左右的离婚契约,多称作"放妻书"。该类文书的写作主体,文本形式是以是第三方站在男性角度,以男性为主体进行的半官方写作,但是其中所反映的从妇婚婚姻形式、夫妻离异原因等可以看到唐代妇女地位之高是这个封建时代少有的。     

从妻居婚仪及相关问题研究——以敦煌文献为中心

本文主要依据敦煌文献兼用其他资料对从妻居进行了系统研究,认为歧视性赘婿始于有偿婚特别是聘娶婚确立后;通过对从妻居发展脉络的梳理,归纳出其发展特色;通过对比分析敦煌文献P.2646号 P.3284号《张敖书仪》与S.1725号《大唐吉凶书仪》,揭示了从妻居不同于从夫居的婚仪特点;并对冥婚中的从妻居现象进行了探讨,指出其乃现实中从妻居现象的反映。     

清代以前狐妻故事之流变及其文化意蕴

清代以前，狐妻故事的流变情形光怪陆离。涂山神话作为最早的原型，对故事的影响力远不及稍晚的纯狐传说，后者艳邪的理念诱发出“狐妻害夫败家”的主流情节。随着士人文化逐渐发达，文人情趣的介入更为故事增添了新的风雅元素。故事丰厚的发展实绩里蕴藏着时代性的民俗与性别文化，其得失正为后代的同类者提供了重要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