类型化视域下自然保护地立法的制度建构

自然保护地在维持生态平衡,实现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中可以发挥重要作用,但不同类型自然保护地的主导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供给存在一定差异.《自然保护地法》立法工作须依赖理论上对自然保护地的类型化,并在此基础上建构对应型的规划建设、运营管理等方面的具体制度.因此,基于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供给的空间差异,可以将当前相互重叠、缺乏体系的自然保护地划分为国家公园、自然保护区、自然公园、自然保护小区等四种类型,搭建"1部基础法律+4部类型化条例(或法律)"的自然保护地法律体系,并可以通过体系化公法、私法制度工具强化自然保护地的有效治理.     

论普里什文哲理散文中的生态文学思想与猎人情结

普里什文哲理散文中所具有的预言式生态思想与环保理念备受当代“生态文学”理论家的青睐。但他热衷描写狩猎场景的猎人情结却又遭到新世纪中“生态伦理”理论的诟病。其实从文本的本体性观念来理解，普里什文的诗性自然情怀、生态观念与他的猎人情结并非只有冲突的一面，他所表达出的是人对大自然万物之本能与道义之间的尺度衡量，而这种衡量也可反观当代人与自然万物之间的关系的现状，实际上表达出一种更为深刻的天人关系的批判性。     

严以修身最可贵

修身,是国人素来看重的自我养成的基本功,借此陶冶身心,涵养德性,修持身性。习近平总书记对于修身也一向重视,号召广大干部要"严以修身",加强党性修养,坚定理想信念,提升道德境界,追求高尚情操,自觉远离低级趣味,自觉抵制歪风邪气。(2014年3月9日《人民网》)古人推崇的"修齐治平",修身排在第一,在现而今的"三严三实"中,"严以修身"也居于首位。当下,严以修身,就是要加强党性修养,坚定理想信念,提升道德境界,追求高尚情操,自觉远离低级趣味,自觉抵制歪风邪气。在全面深化改革新形势下,习总书记提出     

天理自然：郭象君主观念的一个新诠释

有君与无君乃魏晋时期一个重要的哲学论辩。郭象持有君的论点,且认为君主当无为。现代学者萧公权指出郭象这种观点存在矛盾,因为君主既然无为,那么政治的运行是否必然需要君主?本文认为,郭象的君主观念可以通过其自然哲学得到圆融的解释。郭象一方面认为君主须通过无为来使万物各自完足其自然之性;同时又强调君主的有为,即:君主自身需贤能、具备良好的鉴别力,识别人才,使社会更好地运行。关注到君主有为的层面,方能更全面地理解郭象的有君论。     

生态法价值的理想化祛魅与利益观人魅

法律承认对自然生态利益的保护，但不是以一种简单直白的方式表现，而要通过人的传统法律权利作为间质，转化为人的利益加以规定，人与自然的关系在本质上是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生态法的根本价值在于对人的自由与理性的弘扬。     

游戏的人

伴随着社会生活的日益世俗化，人们的“游戏”意识越来越强，干什么事似乎都只是玩。从事文学创作的不说从事文学创作，而说“玩文学”；从事电影工作的不说从事电影工作，而说“玩电影”；更不用说“玩股票”、“玩期货”……人们不再虔敬上帝，不再向往“彼岸的天国”，不再追求“内圣外王之道”，不再追求“天地境界”，甚至不再追求崇高，相反，     

人文社会科学中存在的规律吗？－亨普耳及其批判和拥护者

自然科学的知识的获取是从寻找规律开始。异于自然科学的人文社会科学的知识的获取是否也是从寻找规律开始呢？这需要首先搞清楚人文社会科学中是否存在规律。亨普耳作为逻辑实证主义的最后一人，主张人文社会科学中存在普遍规律。他提出将“覆盖律”运用于历史解释，引起了人文社会科学哲学界大范围的争论。本文从亨普耳的“覆盖律”解释模型入手，以规律－规则－对规律的修正为线索，试图找出问题的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