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主义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的自由

本文主要阐明了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自由的含义及其特点.并从思想基础、内容及其特点、实现方式四个方面说明自由主义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的自由的联系和区别.并进一步说明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追求的自由才是符合我国历史和国情的最大的自由.     

从“存在”到“生存”--以祁克果生存思想的形成为例

被称作“存在主义之父”的祁克果关注的实际上更多是“个体的人的生存”这一基本问题，而并非由他肇始的存在主义思潮中纷繁不一的各种“存在”问题。从西方哲学史上对“存在”问题的探讨出发，通过梳理祁克果对施莱尔马赫和黑格尔关于“存在”和“生存”等概念的扬弃，找出祁克果生存思想形成的根源。     

浅谈吉林省摔跤运动员的赛前心理干预

在摔跤竞赛中,有时候会出现选手在比赛中技术变形、发挥失常、体能消耗过快等现象,很多时候心理失常可以导致以上状况。运动员在比赛中保持良好的心理状态是创造好成绩的前提与基础。因此赛前的心理干预活动对运动员在比赛中的稳定发挥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政府的城市治理与社会底层生存权利的博弈与平衡

当今，城管与小贩的冲突时有发生，这使我们不得不反思政府现有的城市治理方式。许多地方政府的城市治理在本质上遵循着一种权力美学的逻辑，过于追求视觉上的秩序，热衷于开展城市美化运动，却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城市里底层民众的生存权利。政府权力主导的城市治理秩序与底层民众生存权利的碰撞，是导致城管与小贩冲突的重要原因。因此，要缓解城管与小贩的冲突，需要深度反思政府的城市治理理念，寻找城市治理秩序与公众生存权利的平衡点。城市治理只有尊重、包容与吸纳底层的生存权利，才有可能获得具有合法性与合理性的治理秩序。     

专属经济区内实施低烈度军事网络行动——《塔林手册2.0版》相关规则评述

《塔林手册2.0版》规则47及有关规则阐述了在专属经济区内实施网络行动时应遵守的规则,其中对"和平目的"原则、"适当顾及"义务、低烈度军事网络行动以及在专属经济区部署海上网络基础设施作了不同程度的解读。这些解读部分是海洋强国对专属经济区内航行自由与军事活动所持的立场在网络空间的延伸,未来有可能通过准软法加国家实践模式,创设专属经济区内军事网络行动的新规则,并藉此将海洋强国对专属经济区内军事活动所持的立场法律化。沿海国应在国内立法和行使管辖权的实践中,扩大对专属经济区内与网络行动相关的军事活动的管制,通过国家实践确立在该领域的主动权。     

永远“在路上”的身份构建——对奥威尔《牧师的女儿》的解读

奥威尔在20世纪30年代创作了4部小说,其中《牧师的女儿》长期受到评论界的忽视.在这部小说中,奥威尔面对社会庸俗伪善的现实,准确把握了主人公多萝西的内心挣扎与变异.主人公为逃脱人格逻辑悖论,离开家乡进行身份越界的探索,希望以构建新身份的方式得到身心的解放,但流浪漂泊和从业生涯相继失败,最终在回归后以重拾宗教信仰来拯救自我,而这种拯救又是在不断关爱他人中构建自身,所以多萝西的身份构建永远“在路上”.这种构建身份的新方式也体现在奥威尔后期小说代表作中,成为个人面对极权统治的生存选项之一,因此《牧师的女儿》对我们进行奥威尔小说研究具有特定的价值.     

活着，在现实和历史之间

在亦庄北京市经济技术开发区生活工作，走在路上经常会经过博大公园。一棵挂了“树木激活液”打着吊针的病树引起我注意，它那不太好的状态持续了几个月，从春天到夏天，营养液断断续续补充着。这是一种中国土生土长叫“悬铃木”的树种，喜光，喜温暖湿润的气候，颇耐寒，在湿地及干旱地均能生长。因为时不时会光顾，甚至有把它人格化的感觉，应该是那种有着顽强生命力的人，遇小恙挂点水就能好起来。     

公司利润强制分配

《法释[2017]16号》第15条规定的强制分配要件不完整、不准确且过于抽象,应予完善与细化。(1)前提:《民法典》第206条明确市场主体有"发展权利",强制公司分配除符合《公司法》第166条,还需有自由现金,以维护公司持续经营发展。(2)主体:上市公司股东亦有不退出公司前提下获取救济的权利,但应设一定限制,避免手段与保护利益间的失衡。股东对公司负有债务不影响其利润分配权,公司可依《民法典》第568条主张抵销。(3)行为与后果:依据《民法典》第132条,将滥用"股东权利"解释为"股东可支配的权利",涵盖股东自任董事、高管滥用管理职权情形;侵害公司财产权需与不分配、象征性分配结合,以别于普通侵权行为。公司累积巨额利润或长期不分配,违反《民法典》第76条规定的公司目的。大股东仍拒绝分配属滥用表决权,且为不当阻止抽象利润分配请求权向完整权转化,可类推《民法典》第159条,视为股东请求分配的条件已成就,小股东受有实际损失。(4)前置程序:为维护公司自治及股东团结,避免持续依赖强制分配,股东须穷尽内部救济。小股东往往只关心分配,与大股东分歧严重,应适用《法释[2019]7号》第5条,注重调解。《公司法》修订时应引入强制分配,并予以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