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中国”进程中的城镇化运动

法治化进程与城镇化运动在彰显中国经验和中国道路问题上,具有同构性和互动性意义。法治中国语境下的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的三个维度,分别与城镇化运动之间形成了相互作用关系。城镇化运动一经与中国特色的法治精神相结合,必将给新城镇(市)人的个体生活和公共生活带来公平、公正、民主、和谐等现代性文明因素,从而有助于国家和政府对城镇化经济社会问题的解决和治理能力的提高。     

落实行政责任尚需治"虚"

行政法对行政权力设置的两项基本原则是法无明文规定者不得为;行政权利与行政义务具有统一性且不得放弃性.任何主观上的因素或非法定情形都不得成为免责事由.行政权力的法定性是确定行政责任的实体性要求,在追究程序上,不宜用党纪政纪对待,应当将现有的一些责任制度在立法上独立并完善,明确行政责任的管辖、处理原则、责任范围、责任形式等.     

中缅边贸、产业联动与边贸产品加工

历史上云南省德宏、保山是古“南方丝绸之路”的重要通道,这为今天发展边境贸易提供了良好的基础条件。中缅两国边民跨境而居,通婚互市,和睦相处,有着传统的贸易习惯。另一方面,通过双边贸易可以实现经济优势互补、互通有无。中缅边贸的发展走向取决于我国边境地区是否能建立起强大完善的工业及边贸产品加工体系。笔者认为,只有充分重视边贸内在的联动作用,适时进行产业结构的调整,才能壮大边境地方的经济实力,促进边贸的可持续发展。     

新农合、低保资金已变为基层腐败干部的“唐僧肉”

广东省纪委最近公布了10起典型的农村基层党员干部违纪违法案件。这些案件包括截留上级财政拨付给困难学生的书杂费减免款和困难学生生活补助款,骗取农村合作医疗资金,村委     

刑事违法观与犯罪构成关系论

按照主观违法论而加以建构的传统犯罪构成理论有别于按客观违法论建构的大陆法系犯罪论体系,两者有着不同的研究进路和研究方法。主观违法论强调有责之违法,行为人的主观罪过、客观的危害行为、刑事责任能力都是违法的构成要素,这种因人而异的违法观不能很好地为司法实践提供理论根据。从主观违法论立场出发,我们不可能从构成要件其中一个方面单独地判断违法性是否存在,传统犯罪构成理论将犯罪构成要件定位于反映行为社会危害性的事实特征,因此,犯罪构成只反映定罪结论,不反映定罪过程。     

论产业集群与工业园区的比较及其良性互动

产业集群和工业园区是推进新型工业化的两个重要载体，但产业集群和工业园区一般都存在各自的优、缺点，既有个性又有共性，对企业发展和区域经济发展的影响有一定差别。因此如何综合二者优点，明了二者的内在联系，并促进彼此的良性互动，从而为新型工业化找到一条更加科学的途径，就具有较为明显的理论和应用价值。探讨这样一种一般性的互动模式，以期对湖南及其他区域的新型工业化历程具有一定指导意义。     

串通招投标规制原则研究

串通招投标是一种与价格有关的限制竞争协议,美国等国家通过本身违法原则和合理原则予以规制,而日本则通过“实质性限制竞争”标准进行规制。我国应根据串通行为的不同性质,对投标人间的横向串通适用“本身违法原则”,对招标人与投标人的纵向串通适用“合理原则”予以规制。     

警察违法暴力原因分析

警察违法暴力行为,包括刑讯逼供等职务暴力,也包括其他非职务暴力。警察违法暴力根源于警察权的天然暴力性。人们对警察的畏惧与对抗,传统文化的熏陶是警察违法暴力产生的社会心理因素。而司法授权、司法监督、司法救济、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缺位以及现行警务管理体制的弊病则在制度上催生了警察违法暴力。此外,警察的心理因素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防治警察违法暴力,不仅仅是一个制度上的问题,更是一个法治文化问题。     

“错案”概念辨析——对“错案追究制”的建议

“错案追究制”自90年代在我国各地法院全面建立以来,争议颇多。笔者认为,基于目前中国的司法状况,“错案追究制”确有存在的现实意义。但是,我们对“错案”的认定却陷入一个误区,即以权力为标准,而不是从案件本身找依据,致使该制度在执行中,既未能有效发挥监督警示作用,又加大了法官压力,产生了一系列问题。而完善此制度的关键是在于理顺“错案”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