男权视阈下的女侠传奇

"侠"是一种具有崇高伦理价值的文化原型,女侠传奇出现在封建性男权中心社会与文化更趋巩固的唐朝,固然在一定程度上张扬了女性意识,改写了男权文化下女性卑弱的地位,然而,从女性主义维度审视和观照女侠文本,发现其实质仍是男性尚美遣兴、嗜奇猎艳的叙事文本.侠性遮蔽、剥夺了女性丰富多样的生命需求,使其成为满足男性心理需求、人格倾向、没有任何自我真实主体意识的"空洞能指".在男权视阈下,女侠呈现出形象的概念化、命运的模式化和行为的陌生化等特点.     

视域融合下的《节义鸳鸯塚娇红记》读解

晚明曲家孟称舜《节义鸳鸯塬娇红记》在80年代之前,学界对之评价较低;1982年之后,随着《中国十大古典悲剧集》的出版,其地位与价值不啻霄壤。基本缘由根于它的悲剧性及“同心子”恋爱观的大胆提出。但学界却疏干对晚明学术史脉展开探讨,直接导致“同心子”恋爱观现代性爱特征的有力建构缺乏稳固的学理根基;另外,此剧在创作上的继承与创新亦因此而模糊不清。因而我们应该把传奇文本与小说文本的读解相结合;亦应该把传奇文本《娇红记》置于晚明时代大境域之中来读解,晚明学术发展流变及文学发展演变相结合;孟称舜自身学殖与《娇红记》的读解相结合,才能使我们对《娇红记》的读解更加逼近真实。     

论明遗民易代之际生存的怪异现象

以夷变夏的现实,文化失去认同感,劫后余生的明遗民,面临艰难的选择,严格的道德自律使得他们选择了多种多样的生存方式,呈现出奇、怪、异、狂的特点。为了气节,他们放弃了优厚的待遇,甘于淡泊,甘于贫困,以至于将自己逼上绝路,道德自律超越了时空的束缚,担负起文化救亡图存的重任,之所以"怪""异"是由于伦理与现实的矛盾,通过存道以存心、存身、存国。缺失的精神家园,无法弥补的创伤,体现在举步维艰的生存怪异行为上,明知不可为而为之,是一种文化困境下无可奈何的选择。     

明末至晚清时期闽台文学的亲缘关系

明末至晚清时期的闽台文学亲缘关系主要表现为四个方面.一是汉民族文教制度的东移入台,二是台湾地理风物叙事中的闽台因缘,三是明末清初闽台共同的“节义”文学主题,四是台湾受福建影响而产生的文学结社与家族文学形态.     

历史瞬间之节义

春秋时期，赵襄子灭智伯。智伯门客豫让漆身吞炭，屡次刺杀赵襄子，意欲为智伯报仇。有人问他，智伯并不是你惟一的主人，你没有替以前的主人做过什么，为什么却对最后侍奉的智伯如此尽力呢？豫让回答，以前的主人只是视其为单纯的食客，而智伯“以国士待我，我当以国士报之”。     

从李陵事件看中国人的宽容精神

中国传统文化中家国一体,国家、集体的观念一直是重于个人观念,当个人在面对集体和个人的选择的时候,一旦做出偏向于个人的选择,往往会遭到非议。而中华民族思想中为节义而死的刚直性格也成为一种基本的审美和为人的价值取向影响个人的选择。传统文化中的宽容精神的缺失使得个人的选择变得艰难。     

论孟称舜传情理论新内涵

"言情"是晚明剧坛的主旋律,孟称舜作为"言情"派作家中的重要一员,其戏曲理论和创作都注意突出"情"的因素,注重挖掘"情"在戏曲艺术中的作用,在戏曲理论和创作两方面继承和发扬了戏曲艺术的"言情"特点.同时其传情理论又具有鲜明的个性特征,特别是把传情和忠孝节义联系起来,持情与理相统一的创作主旨,在情、理二者关系的处理上显示出不同时俗的理论追求,从而赋予传情理论新内涵.     

明清之际节烈诗歌小议——由明清之际节烈诗歌看士人心态

明亡清兴之际,表彰贞节烈妇的文学作品层出不穷。女性慷慨赴死,男性秉笔歌唱,以极端的方式为挽救所谓的世道人心树立光辉的典范。对于女性的死亡,男性作家以一种应然的态度,流露出令人扼腕的冷静和不近人情的热情。正是因为这种令人不可思议的态度和浓烈的说教气氛,使得这些诗歌极少有艺术美感。然而,作为一种普遍的社会现象和文学现象,它仿佛是一个信号,告诉读者当时士人的心态和价值追求。     

明清时期的民族精神及其转向

本文从生死之间的抉择、海瑞精神、"大丈夫"人格三个方面,对明清时期民族精神的演变作了系统的考察.作者认为,自上古以至明清,民族的真精神一脉相承.在明清时期,社会的巨大变动显然导致了精神观念层面的多样性.这种多样性既有对传统的继承,又出现了诸多基于新的社会土壤的新观念.以民族精神为例,无论是忠孝、生死、节义精神,还是为国为民而"实心"任事的担当精神,乃至对忠臣、清官、英雄豪杰人格的追求,无不是在继承儒家真精神基础之上,出现了一些新的转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