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附会权势的谢皮洛夫

斯大林时代的谢皮洛夫德米特里·特罗菲莫维奇·谢皮洛夫是一位只当了八个半月(1956年6月1日-1957年2月14日)外交部长的苏联政治家。他是50年代最耀眼的政治明星之一,有过短暂的飞黄腾达,曾是苏共中央主席团(相当于后来的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负责意识形态工作。1957年苏共中央领导层发生了激烈的政治斗争,谢皮洛夫曾被开除党籍,发配外地,没收住房。谢皮洛夫1905年出生于阿什哈巴德,后来全家迁到了塔什     

从干部任命制的视角解读苏共执政地位的丧失——写在苏联解体20周年之际

苏联解体、苏共执政地位的丧失,一直是中外学者研究的一个重大课题,研究成果丰硕,其观点众说纷纭。本文拟从苏共干部任命制的视角来解读苏共丧失政权的原因,希望对人们进一步深刻理解苏共执政地位的丧失有所裨益,也希望对我们的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有所警示。一、苏共干部任命制的演进干部任命制和变相任命制是指在任用干部时,无论是以委任方式产生的干部,还是以选举方式产生的干部,都统一由党的上级领导机关或党的上级负责人来直接任命或变相任命,以及由此而形成的一整套权力运作机制。干部任命制发端于苏共建党之初,并一直延续到20     

苏共思想教育工作的失策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发生的苏联剧变，自有多方面的原因。就意识形态方面来说，苏共思想教育工作的失策，导致全社会、尤其是青年一代从意识形态迷茫．滑落到理想信念崩溃，无疑是剧变的思想根源。勃列日涅夫上台后．苏共领导已经注意到青年一代思想教育工作的重要性和艰巨性，并且不惜人力、物力，加大思想教育工作的力度。无奈苏共中央无视客观世界的变化．一味简单化地、教条主义地强行灌输。加上苏共自身的渐次蜕化，以致思想教育工作的效果适得其反。     

苏共官僚特权阶层形成原因分析

苏共官僚特权阶层产生的根源是一个值得重视的问题,研究这一问题有助于弄清苏联剧变的真正原因,为中国共产党的建设提供借鉴,因而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与现实意义。     

苏共为什么选择冯玉祥?

冯玉祥真正引起全中国甚至全世界注意的,乃是他导演了1924年10月的北京政变。当时,吴佩孚和张作霖在前线作战,冯玉祥乘机倒上司吴的戈,使吴大帅这个首次登上美国《时代》周刊封面的中国人从此一蹶不振。苏联与冯玉祥的相互利用苏共与冯玉祥算是邻居,但在中国寻找合作伙伴时,最初并未看上冯。苏共最先去北京找吴佩孚,可惜人家已经有英国主子,于是又千里迢迢跑到广州找孙中山。只是孙中山代表的革命     

贝利亚在1953

正1953年,是54岁的贝利亚人生中离最高权力最近也是跌落最深———直至被处决的一年。贝利亚的1953年充满了跌宕起伏的人生戏剧。贝利亚的道路贝利亚是从情报工作开始自己革命生涯的。贝利亚为人精明、智力超群,他从事肃反和情报部门的工作,表现出色,并很快得到不断提升。1922年,阿塞拜疆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人民委员会嘉奖他在这项工作中的成绩。1923年,国家政治保安局通令表彰了他,还奖给他一件武器。正是由     

美国与苏共二十大

以一般所称非斯大林化为主要标记的苏共二十大，对苏联东欧局势造成了两重巨大影响：一方面，它导致苏联集团在国家政治和意识形态领域展开幅度空前的改革，使之进一步有节制地朝比较宽松、比较多样化的方向变化；另一方面，这一改革由于各种因素的作用，在若干场合造成了严重的动荡乃至变乱。苏东局势的这种丙重性，决定了本文依据已刊档案文件着重探究的美国反应的两重性：改革失控引起的严重动荡使美国得到了有利条件来重施早已陷入困境的激变战略，现存基本体制框架内的有序改革则导致初出茅庐的演变战略在理论上臻于成熟，并开始在某些方面被自觉地实施。苏共二十大引发的这些事态，说明苏东内部变化的不同基本形态和美国有关政策的不同基本形态之间，存在本文所揭示的对应性机理，这一机理大体上贯穿于苏共二十大往后的整个苏联历史。     

苏共“议行监合一”权力结构模式的性状与危害分析

权力结构,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政党制度安排的基本问题,是党和国家的顶层领导制度和组织制度。苏共执政74年间,斯大林及其后的苏共党人抛弃了列宁晚年关于权力结构的顶层设计原则和改革实践,创制并固化了决策权、执行权和监督权高度重合的"议行监合一"权力结构模式。这一权力结构模式是一种"权力过分集中"的战时权力结构,是一种压制人全面自由发展的集权领导制度,是一种导致治理能力层层弱化的组织制度,是一种无法保障党的纯洁性的同体监督体制,因而存在着"权力过分集中"、等级授职制选人用人、权力无法监督制衡、权力垄断腐败并溃败等制度缺陷,最终无人也无能替"天下"负责。     

苏联社会主义失败的根源何在?

苏联社会主义失败的根源在于政治体制问题。苏共过分重视民主的实际内容而忽视了民主的程序和形式。实践证明,没有程序和形式保障的民主发生了异化,背离了其初衷,民众的利益不可避免地受到了国家的侵犯。苏共始终作为人民的代理人管理着国家的一切,干部由党的组织部门挑选和层层任命,人民既无权选举他们,也无权监督他们,导致人民与政权长期分离。在没有民众的监督与制约下,苏共无法抵制权力的腐蚀作用,蜕变成为自身谋利益的党,干部特权制和权力私有化现象严重。苏共的执政理念也存在偏差,强国目标始终高于富民,对传统社会主义观念的忠诚始终强于对民众利益的忠诚。正因为人民无权对国家的发展施加影响,所以他们也不珍惜这样的国家,最后冷漠地注视着苏共失去政权,国家走向解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