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诗之变与苏诗的变中之变--论苏轼对韩愈诗歌的承传创变与宋代新诗格的确立

从艺术创新的角度考察苏轼对韩愈诗歌的承传创变,揭示韩诗之变与苏诗"变中之变"的关捩点皆"以文为诗".作为诗歌革故鼎新的一大法门,"以文为诗"在苏轼手中得到了新拓展.苏轼对韩诗承袭因革的背后尚有深层的诗学意义.有别于丰神韵度的唐诗,典型意义的宋诗是一种以思理筋骨见长的新诗格,新诗格在苏、黄手中得以定型确立;而这,与他们借鉴韩愈的"以文为诗"有一定的艺术关系.     

论苏轼早期诗歌创作

苏轼是我国宋代的大文学家和最著名的诗人。苏诗最能体现宋诗的艺术特点,它对宋诗和后世诗歌的发展都有深远的影响。苏轼的早期诗歌创作,是指他于嘉祐六年(1061)十一月赴大理寺评事签书风翔府判官厅公事任以前的诗作。这是苏轼二十六岁前的     

论《苏诗佚注》中的赵次公注

日本学者仓田淳之助和小川环树所辑《苏诗佚注》保存了稀见而重要的赵次公注,展现了赵次公创导的重要注释方法：其一,赵次公注的释意,以＂心解＂的方法逐句详细释意,揣摩苏轼的创作心理,阐发言外之意,并有根据苏诗的结构分段释意,在宋代诗歌注释中独树一帜。其二,在此基础上,赵次公注详细分析了苏轼富于创新的创作个性,包括不用古人事、语、意而自命新意、翻新意于古人之上、自创新格等方面,是寓诗歌研究于注释中的典范。《苏诗佚注》中的赵次公注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心不老，人就不老

胡适在上世纪四十年代曾写过一首诗：“不做无益事,一日当三日;人活五十岁,我活百五十。”胡适的诗脱胎于明代的徐文长,徐诗云：“无事此游戏,一日当三日;我活七十岁,便是二百一。”徐文长的诗又源自宋代的苏东坡,苏诗云：“无事此静坐,一’日如两日;人活七十岁,我活百四十。”     

论《施注苏诗》的邵长蘅补注

清人宋荦购得明代毛晋原藏的宋嘉定刊本施元之、顾禧、施宿的《注东坡先生诗》,由诗人邵长蘅整理。邵除删节尚存的三十卷原文之外,还与李必恒对所缺的十二卷进行补注。邵长蘅将补注的重点放在典故的出处方面,指出注苏诗之典是一大难题,并对引诗注诗的风气持保留态度,所补典故出处往往早于宋代的苏诗类注本,还补注了类注本完全失注或不够全面之处。邵长蘅还进一步辨正了类注本的错误,首先批判了分类体例,继而又撰《王注正讹》,驳正了类注本所引之文与原文不符、所引篇名不正确、因附会苏诗而改动原文、所注与事实不符等错误,但同时也存在误驳旧注、持论过苛、态度偏激、学力有限等失误。     

论沈钦韩的“以考证注诗”方法——以《苏诗查注补正》为例

乾嘉学者沈钦韩以经史考证见长,兼具诗文创作的才能。他综合两方面的长处,以严谨的治学态度与精深的考证功力从事诗歌注释,形成了"以考证注诗"的方法。在《苏诗查注补正》中,沈钦韩针对宋代苏诗的类注本、施顾注本、清代邵长蘅的补施本、查慎行注本的错误作了详尽精细的补正:首先针对性苏诗所用的古典作了补注。其次,沈钦韩拓展了宋代以来诗歌注释中的"以史证诗"方法的内涵,将"证"的重点从"印证"转移到"考证"上来,从而将"以史证诗"方法上升为"以考证注诗"的方法,对苏诗诗题与诗句中涉及的人物、时事等史实作了严密的考证,尤其将重点放在职官典制、地理方面,从而对苏诗的句意、篇意作了完整可靠的补充。     

《精刊补注东坡和陶诗话》与苏轼和陶诗的宋代注本

在宋人注宋诗中,宋人所作的苏轼和陶诗注本现存可见的多达四种,其中保存在韩国由南宋遗民蔡正孙所编的《精刊补注东坡和陶诗话》中就有三种。目前保存最完整的和陶诗宋注是施顾注苏诗卷四十一、卷四十二两卷,施注采取了李善注《文选》的方式,注重典故的勾稽,但亦能结合当时的时事笺释坡诗。其最大的价值在于题下注,对和陶诗的背景及涉及的人物进行详细介绍。傅共著《东坡和陶诗解》是目前可知最早的苏轼和陶诗注本。傅注不但进行校勘,解释典故,而且还能结合注者本人亲自踏访东坡生前遗迹之经历来注诗。蔡梦弼的《东坡和陶诗集注》以解意见胜,其阐释受到了朱子学的影响。蔡正孙《和陶诗话》是现存最早的苏轼和陶诗研究专书,其注释主要集中在和陶诗创作背景的介绍、和陶诗典故的补注,以及和陶诗诗意的阐发上,具有较高的学术与文献价值。     

杜诗、苏诗、黄诗中“吏隐”注的澄清——辑本《汝南先贤传》学术价值初探

澄清两个问题：第一，郑钦此人，当作“郑敬”。宋人赵次公为杜诗作注时。由于避宋讳——宋太祖赵匡胤的祖父名敬，遂改“敬”为“钦”。后人不知就里，也就一路以“郑钦”相称。第二，说吏隐之典，“出《汝南先贤传》郑钦事”，完全是子虚鸟有之事。换言之，“吏隐”的用典，和郑钦毫不相干。究其致误的原因，盖误读《汝南先贤传》所致。     

佛教"水观"与苏轼诗

佛教在中国得以广泛流播,文学是其重要载体.佛经内容的加入,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中国诗歌言志缘情的传统,使诗歌的哲理性得到加强,境界得以提升,表现范围也因此而扩大.在佛教诗化运动中,苏轼无疑是其中最为优秀的代表之一.其诗或采摄释典语汇、或简练佛经事状、或点化佛学义理,在佛教文学化的艺术实践方面做了有益的探索,他融摄佛教水观内容而创作的诗歌亦可称得上是典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