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析“北宋四子”的政治理想——以《近思录·卷八》为中心

“回向三代”美好政治秩序是孔子以来的儒学士人的长久梦想,到了北宋,由于政治相对清明,士人的政治主体意识高涨,使得这一梦想在士人的心中变得更加强烈。在“北宋四子”看来,“回向三代”理想政治的根本在于君主,但他们也承认君主并不是天生完美,而是有种种“不仁不义”的非心,于是正本清源、格君心之非势在必行,而格君心之非的人则自身须是贤人。所以理想的政治是君明臣贤的政治,然而由于现实的复杂性,“北宋四子”所期待的“回向三代”的理想政治尚未完全成真。     

明代政治生态与士大夫政治文化的双向路线

明代严苛、暴虐的政治生态,使得士大夫政治文化出现了与宋代不同的状况。以王阳明为代表的士大夫,认识到在这样的政治生态下无法实现"得君行道"的上行路线,开始转向"觉民行道"的下行路线,这既是王阳明思想的转变,也是明代士大夫政治文化的转变。在传统的皇权制度政治结构和政治理念没有根本性改变的情况下,士大夫们很难放弃"得君行道"的路线。王阳明之后,士大夫在民间从事讲学活动以求觉民行道的同时,并没有放弃"得君行道"的上行路线,其中的王龙溪和焦竑颇具有代表性。明代士大夫政治文化中"觉民行道"的下行路线与"得君行道"上行路线的并存,是明代士大夫适应惨烈的政治生态而被逼发出来的取向。     

“知道、成道、行道”与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教育

本文借用中国哲学知道、成道、行道的表述,试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教育。知马克思主义之道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教育的理论前提;成马克思主义之道是马克思主义教育的实践过程;行马克思主义之道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教育的目标归宿。     

“行道”与“得君”——宋孝宗时代的朱熹与周必大

朱熹与周必大是南宋孝宗时代不同类型政治人物的代表,他们有着共同的政治目标。朱熹在孝宗时代逐渐走上道学领袖的位置。朱熹的"得君"之路并不顺利,他更多地是以"行道"的方式,试图通过道学来匡正君心和整治人心,从而改变时世。而作为一般职业官僚的士大夫周必大则是通过"得君",成为孝宗时代重要的当权人物,深得孝宗的信任和器重,是当时内政外交的参预与重要决策者之一,通过助政孝宗,实现自己"治国平天下"的政治理想和抱负。     

治生与行道:元初科举停废与南方儒士之易业

科举与社会流动是中国近世社会史的经典议题。元初科举停废后,儒士易业成为引人注目的社会潮流。本文以元初江西抚州儒士为具体研究对象,通过细致梳理和深入分析其直面科废易业潮流的言行,尤其是科废易业儒士与固守本业儒士之间的比较与互动,揭示元初南方儒士易业行为与易业观念的内容与源流。     

谈谈教师职业道德修养中的“道”

教师道德修养比其它职业道德有更高的要求。“人道”是教师职业道德活动的重要原则和应有的状态 ,“人道”是以反对“神道”和摒弃“兽道”的姿态出现的。作为教师 ,只有摆脱“无道”状态 ,才能进入“忧道”和“谋道”的境界。“人道”的实施是一个由“知道”到“体道” ,再由“体道”到“行道”的过程     

道势之间——宋儒"得君行道"的理想与实践

在"回向三代"理想的刺激下,宋代儒家士大夫为重建社会秩序,普遍表现出一种"得君行道"的行为模式.究其因,这是由于宋儒本心的思想观念与所处的社会环境存在着道与势的冲突.宋儒正是因这种内外冲突而不得不采取"得君行道"的方式,并且也正是这种内外冲突使宋儒"得君行道"的行为难以付诸实践.     

儒学“致君行道”向“觉民行道”转变的内在理路——以“仁”内涵的演变为主线

＂仁＂是儒学思想的重要内容,在不同时期有着不同的内涵。而随着＂仁＂思想内涵的变化,儒学＂外王＂的基本途径＂致君行道＂也逐渐向＂觉民行道＂转变。泰州学派承接阳明心学,是＂觉民行道＂的主要践履者,也是其对宋明理学发展的内在超越。以儒家＂仁＂学思想的演变为主线,可以考察儒学＂致君行道＂向＂党民行道＂这一转变的内在理路。     

论“坐而论道”与“起而行道”

共产党员先进性活动,不仅是一个学习、教育的活动,也是一个付诸实践的过程。要保持新时期共产党员的先进性,应把理想信念教育作为“坐而论道”的核心内容,同时应加强党性锻炼和修养,为“起而行道”营造一个良好的氛围。另外我们也应正确处理学习与坚持勤奋工作,坚持“两个务必”与遵守党的纪律二者的关系,深化认识,模范实践,以实际行动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     

守先待后——清儒的一个重要面向

＂守先待后＂指的是特定政治生态环境中,得君行道不可能的情况下,儒者守护先王之道以待后之来者的一种生存目标。清代的政治生态环境中,士人少有机会＂得君行道＂,又不可如明代士人那样＂觉民行道＂,所以如戴震这样仍＂以道自任＂的,只有＂守先待后＂,通过考据或义理解释先王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