儿童文学与上海出版业的渊源

上海为什么会成为中国儿童文学的摇篮?儿童文学在中国上海的出现是历史的必然选择还是一种意外收获?本文将着重从西法印刷、晚清传教士办报以及商务印书馆和中华书局的创建,考察早期著名儿童刊物的创刊、早期重要儿童文学论著的出版,解析上海近现代出版业的兴起与儿童文学的渊源,探寻儿童文学在中国发生、发展的坎坷之路。     

晚清中外防疫交涉及其影响

晚清中外防疫交涉深受不平等条约和文化差异影响。19世纪末,西方各国在传染病防治领域出现战略趋同,形成了以检疫、隔离、消毒和治疗为内容的西法防疫,并依仗政治军事霸权在全球推行,中国也开始对来自世界各地的船只进行检疫。香港鼠疫期间,由于中外防疫方式差异显著,列强开启了防疫交涉,华洋分治成为中外处理防疫事务的方式。此后十余年间,鼠疫和霍乱交替流行,列强在加深对华侵略的同时,强化了防疫交涉,直接要求地方官府采取西法防疫。对此,中方起初采取自办防疫策略,在接受西法防疫形式的同时,仍坚持传统防疫方式。直至东北大鼠疫期间,疫情危急,中外防疫交涉强度增加,清政府被迫主动自办西法防疫,以维护行政管理主权,避免外国干涉。与近代其他事务一样,列强通过交涉对清政府的卫生防疫进行干涉,国人则在形式上予以接受,但仍坚守传统防疫理念。     

毒蛇“朝圣”

毒蛇也能朝圣？它朝的是什么圣？世界之大，无奇不有，这件事不是人们凭空编造出来的，事情就发生在希腊的西法罗尼岛上。     

再议清末法律变革的内在理路

回复"三代"理想、昌明古法"精义"实际为清末法律变革的重要内在思虑,也是那次法律变革的重要出发点,变革的结果事实上令传统法制终丧其"体",但同时, 亦令到"野蛮"、"残忍"成为人所习用的概括"中律"的关键词.对于这一结局(或许尤其是后者),即使是对沈家本这样的法律变革的主持者而言,也是相当出乎意料的.清末法律变革由自信和期待出发而终至于"反失其故"的结局,单单这一颇有戏剧性的过程本身,便已极耐人寻味.尤其, 清末"法变"实际所遭遇的问题是"如何变"的问题, 它所触碰到的是法律的内在精神与其外在形式的协调这一法理学上的核心问题,即使时至今日, 这仍是一个重要的现实问题.     

关于中国科技史研究中的疏漏——孙元化与明末军事技术及相关问题

孙元化通过以徐光启为核心的基督教关系网,接触西方数学知识和火器知识,并通过这个关系网的支撑,对明末火器技术做出了重要贡献。孙元化建立了登州火炮营,引进西炮、西学、西兵,成立了中国第一支西式火器部队,促进了明末火器技术的大发展,意义重大。在火器技术实践的基础上,孙元化写成了《西法神机》这一代表明末火器技术最高水平的著作,全面介绍了西方火器技术,具有里程碑意义。对此,孙元化应该得到与其历史贡献相对应的重视和研究。      

广济兴国煤炭开采史料解读

近代时期随着西方国家对华侵略的加剧,国外来华军舰、商船日益增多,为了获得廉价便利的燃料,西方国家不断向清磁州煤矿的同时,李鸿章派盛宣怀到湖北广济、兴国勘察煤矿,这是洋务派第一次用西法勘探煤矿案例之一。本文就依据当时的廷寄和奏折来解读这件事。     

沈家本法律变革思想的理论逻辑

沈家本通过与西方法律的综合比较,得出中西法律可以互补的真知灼见,他在主持清末修律时翻译和引进西方的部门法学,主张效法西方的法治,改良清朝的司法制度,使中国法制走向近代化的开端。     

“疑罪从无”原则的西法渊源

疑罪从无是处理罪与非罪类疑罪案件应坚持的原则,在英美法系和大陆法系的许多国家已得到了很好的运用。从罗马法探寻疑罪从无原则的渊源,发现有""嫌疑不得判处"、"有疑,为被告人之利益"等原则,是为疑罪从无原则的雏形。另外,从罗马法中还可探寻到无罪推定、正当诉讼程序和合理的证据制度、较完备的辩护制度、限制国家公权力等相关制度和原则以及保障人权和人道主义思想。罗马法启迪我们要贯彻落实疑罪从无原则,并有效确立无罪推定原则、辩护制度、人道主义思想等,努力使刑法理性回归,更加注重人权保障。     

中国近代经济思想中的开放意识

在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发展史上出现过一股主张向西方学习、对外开放的思潮。从地主阶级改革派到洋务派,从资产阶级革命派到改良派的一些代表人物在探索富国强兵、救亡图存的道路时都对清廷所奉行的闭关锁国政策不约而同地进行过批判和反思,提出了对外开放、求变图强的主张。本文拟对这些思想进行较深意义上的认识     

晚清的西餐食谱及其文化意涵

在晚清的三本西餐食谱中,<西法食谱>出版最早,但纯为译作.流传不广;美国传教士高第丕的夫人(即"高夫人")编著加工的<造洋饭书>1866年由上海美华书馆首版印行,此后多次再版;<华英食谱>则由<随园食单>和<西法食谱>拼凑而成,虽中西合壁,但错漏甚多. <西法食谱>与<造洋饭书>代表了晚清西化的两种途径--"全盘西化"与"中西调适":前者面对的是西方厨师,执行的是标准的西餐做法,而后者的对象不同,要求有别,对西餐进行了有意识的本土化处理,两种不同的西化途径造成了二书不同的流传命运.晚清的西餐食谱也使用了两种不同的表述方式:<华英食谱>最明显的是文体问的差异,<西法食谱>和<造洋饭书>虽同样采用官话,但后者的文本语言更为顺畅,且在译音词和计量单位问题上采取了不同的处理方法.总之,从<西法食谱>的食洋不化,到<造洋饭书>的本土倾向,折射出了西方文化在中国落地生根的复杂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