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风化雨 润物无声

作为优秀教师,除了学识渊博、教学得法外,还要做有德之人,有为之人。     

民族文化译介的韩礼德功能阐释——以唐诗《怨情》英译文对比分析为例

近年来,国内译学界出现了从功能语法角度对民族文化译介进行分析的新思路,即以韩礼德三大纯理功能为出发点,对中国古典民族文化文本的传译进行系统功能阐释。基于此,本文以李白《怨情》一诗为例,对多位海外译者的英译文从概念功能角度进行了对比分析,旨在借助功能语法折射海外译者译介中国古典民族文化的种种现象,以期进一步证实功能视角阐释民族文化译介的可行性和意义。     

对“叔本华的悲观主义美学”之说的质疑

国内学术界习惯使用的“叔本华的悲观主义美学”说法是值得质疑的。应该把叔本华的美学和他的形而上学及伦理学原则分开来考察,“悲观主义”一词只能用在他的形而上的观点上,而在美学观上,叔本华的“解脱论”根本是“乐观主义”的。叔本华并不主张自杀,他只对自杀作逻辑上推论,并非用在现实经验层面上。“悲观”和“乐观”是个不明确的述语,应该加以限制和说明,用“唯情主义”来指称叔本华的美学也许妥帖些。     

探视孙子遇“红灯”隔代亲情遭遇法律挑战

爷爷奶奶泪流满面,诉说委屈:“不让我们看望孙子,就是对人性伦理的践踏与挑战!”孩子的母亲理直气壮,针锋相对:“没经过我的同意看望孩子,就是对法律的蔑视和挑战。”这是前不久发生在江西南丰县的一起探视权遭遇法律“红灯”的官司。艾龙生是江西南丰县电信局的退休职工,他和老伴魏如水是恩爱夫妻,与儿子儿媳相处也很融洽,退休后的日子过得很不错。1998年,孙子艾明(化名)出世,艾龙生笑在眉头喜在心,觉得晚年又多了含饴弄孙的天伦之乐。从此,老两口将孙子当作掌上明珠,百般疼爱,千般呵护。然而,老人的晚年之乐很快就被儿子与儿媳的婚变打破…     

“诗缘情”新辨

关于“诗缘情”中其“情”含义的阐释 ,历来褒贬纷纭 ,莫衷一是。为避免偏执一端而不及其余 ,对这一问题的研究需与诗论开山之祖的“言志说”联系起来进行考察 ,于当时的社会背景与文学创作实际中揭示其“情”的含义。循着这一思路 ,不难发现“诗缘情”实是一种新的文学观 ,其“情”主要指物感之情 ,一己之情 ,它改变了传统的文学观 ,使文学走向最终的自觉。     

试论六朝的婚恋小说

以往,研究者习惯称六朝为个性解放的时代,并以此为前提来观照此期的婚恋小说,而忽视了礼法观念与婚姻制度等诸多社会思想文化的作用,有失偏颇。六朝的婚恋小说应该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只有综合起来研究才能合理解释它的产生及其诸多特点的形成原因。     

“寄言”说与《艺概》的艺术本质论

《艺概》艺术理论的核心是“寄言”说，而言以寄象、象以寄情、情以奇理的艺术本质论又是“寄言”说的精髓，该说有所不同于寄托比兴。其“以色相寄精神，的提法，逼近了文学艺术在表现方式上以艺术形象为基本特征的认识，“寓义于情”的提法则揭示了文学艺术在内容方面的特性是表现情理，是通过表现人的主观情志来反映客观事理，刘熙载对于艺术本质特征的揭示，是植根于中华传统文化而又部分地领先于当时世界美学理论研究的。     

《诗经》与儒家美学

《诗经》通过孔子的阐述,成为儒家美学的根基。之所以如此,除了孔子自身的思想外,《诗经》的文本比较好地体现出了四种品格:比兴品格、写实品格、言志品格和温柔敦厚品格,儒家美学正是在这个基础上得以生发的。     

黄钟大吕，末世强音——浅论南明诗

南明是中国历史上一个既短暂而又特殊的时期.它使许多汉族士人产生一种天塌地陷、亡国灭种的战慷,一种从未有过的奇耻大辱.这也使得文人墨客、官宦士人由此而惊醒、振作,他们一改晚明以来公安、竞陵之习,大倡前后"七子"之风,重新拾起"诗言志"的传统,用诗歌来反映时政、描写现实、抒发怀抱,更用诗歌来呼吁救亡图存,激励人们起来进行反清复明的斗争,从而奏响了黄钟大吕般的末世强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