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礼记·乐记》作于公孙尼之说辨误

《礼记·乐记》是一份集中体现先秦儒家音乐思想与礼教思想的重要文献。过去，人们一直以为它的作者是孔子的再传弟子公孙尼。本文通过分析考证，以可靠的文献资料为依据，否定了这种错误的观点。澄清《乐记》的作者问题，对于我们准确理解《乐记》以至整部《礼记》的编纂性质，从而正确而有效地发挥其文献功能，具有重要意义。     

言意之辨:贯穿金代的美学理论

言意之辨是贯穿整个金代的美学理论。周昂、赵秉文较早提出以意为主之论,反对求奇、求巧,拘于形式。王若虚对前人加以发挥,高扬"真"、"自然"和"自得",倡导"求是",打破了传统文论"文以载道"的局限。元好问以"诚"为核心概念,强调"知本"、崇尚"情性",倡导"得唐人为指归"。金代的言意之辨,对元明清审美观念产生了重要影响。     

从庄子的“言意”之辨看文艺审美活动的特征

文艺审美的重要特征之一往往是先求诸言意之表,然后超越媒介形式而进入到无言无意的审美境界之中。这种审美意识,在我国古代美学及艺术创作中得到了突出的表现。老庄的虚无学说及其对言意之辨的论述,既是一种人生的哲学,更是一种艺术的追求,它作为一种文化心理意识必然渗透到国人的审美意识之中     

"即气论仁"——朱子仁学思想的精神特质

朱子的仁学思想,既是对先秦仁学的继承与创新,也是对佛老之学的自觉回应.就前者而言,他强调在天人合一的整体构架下来论仁,其用意在于凸显仁的本体性质;就后者而论,他强调对仁的理解不能流于空虚,更不能离气论仁、离物论仁、离情论仁.朱子仁学的总体精神就是强调虚实之辨.     

蒙文通经学思想中的“齐鲁之辨”

学界一般认定,近现代蜀学大师蒙文通一生学术经历“三变”：一变为“古史三系说”,二变为周秦之变与儒法斗争,三变为汉初新儒学。然而鲜有人注意到,蒙文通经学思想中始终有齐鲁之辨的问题意识,分辨齐鲁之学是蒙氏早年学术道路的起点,也是他晚年经学研究的高峰。蒙文通早年研究齐鲁之学,依据廖平以礼制、地域分今古的观点,视鲁学为今文学正宗,视齐学杂采法、墨、阴阳各家,当务之急是“屏除阴阳,而一断于礼”。但晚年蒙文通具备了周秦之变的历史运动观,指出齐学杂采各家,反而体现出儒家是不断发展的学说。对比蒙文通早年与晚年关于齐鲁之辨的不同说法,既有助于学者深入把握蒙氏的学术道路与思想关怀,更有助于人们深刻理解中华文明的进步性、创新性。     

胡化·汉化·涵化：蒙元时期“华夷之辨”的嬗变——以绘画人物服饰“左右衽”变化为中心

地域气候、生活习性等不同因素造就了汉民族右衽、少数民族左衽的主要服饰特征。左右衽背后是一直以来的“华夷之辨”的正统论观念,历代也默认遵循着汉人右衽、少数民族左衽的认同规则。蒙元时期绘画作品开始出现汉人形象左右衽并存的现象,集中体现在同一经典母题画的衣襟改动。蒙元绘画中产生人物左右衽变化现象的原因主要有三：宋与辽、金对峙时民间服饰交流的前期铺垫;蒙元大一统环境加速服饰文化融合;蒙元绘画机制重立及迎合性献画风气。其本质是蒙元时期“华夷之辨”观念从“胡化”“汉化”到“涵化”的嬗变过程。     

浅析中国古代权利概念的缺失

“义利之辨”是中国古代一个经久不衰的话题,关于它的讨论在中国延续了两千年。中国古代文化中“义利之辨”中的“利”并非是指我们现在所讲的权利;中国古代的特殊的社会结构导致权利主体的缺失;和谐的价值追求阻碍了权利观念的萌发;强烈的道德主义倾向扼杀了权利观念。     

《助字辨略》与《经传释词》虚词研究比较简

刘淇的《助字辨略》在我国虚词研究史上第一次对虚词进行了完整的分类，并提出虚字以表“性情”论。《经传释词》是又一部专门研究虚词的著作，其体例严谨，论断精审，向来为学术界所称道。作为清代虚词研究的代表，两书从不同的视角出发，两相比较可以看出这两种角度的研究特点和所达到的目标。     

王运熙先生“龙学”研究的贡献

王运熙先生对于古代文论名著《文心雕龙》的研究,在许多关键问题上,都提出了自己的真知灼见,从而为"龙学"做出了不可磨灭的重要贡献。王先生所坚持的实事求是、注重研究对象多方面联系的研究态度和方法,也给我们重要的启示。     

现代的古代文学研究方法反思专题研究

正主持人语:处于所谓"后发现代性"的历史语境中,百年来的中国学术一直在艰难行进着。由于学术话语规则、评价体制乃至于学科的分类等基本都是欧美发达国家制定的,中国学人不得不由几千年的经史子集传统向着现代学术靠拢,而在靠拢过程中,也就难免产生进退失据的惶惑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