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体与国体--日本近代民族国家转型中的文体变革

日本近代的文体变革与民族国家的转型是相辅相成的。从明治维新开始,日本迈向了民族国家的征程。在国家意识的支配下,日本以东京话为标准建立“国语”来统合全体国民。随着民族主义的盛行,日本知识界在书面语系统着意削减汉字、增加假名,建构与“汉文脉”不同的“言文一致体”。通过报纸杂志的传播、学校教育的推广,以及自由民权运动的政治动员和战争报道的大量应用,最终形成了一种与口语密切结合、并适用于所有国民的新型文体。     

日本语言民族主义剖析——从所谓"纯粹日语"到"言文一致"

日本语言民族主义滥觞于17、18世纪的"国学"研究对所谓"纯粹日语"的追求与制作之中,而"纯粹日语"在后来的现代化过程中以"言文一致"的形式得以"实现".其表现是存在着一种"自然的"、"本真的"的"日本语"的错觉被制造出来,并至今发挥着影响人们的思维、行为的潜作用;其实质是文化帝国主义的推行和狭隘民族主义的滋生、蔓延;其结果是对内最大限度地抹平一切差异,对外则是自我东方化和在此基础上的自我绝对化、优越化.可以说,语言民族主义构成了日本文化民族主义的一个重要部分.     

“言文一致”与中国文学观念的现代转型——对“言文一致”命题的重新审视

“言文一致”是晚清和“五四”两代知识分子共同关心的文化命题,但他们也显示出内在的差异与分歧。文学启蒙是“言文一致”的历史动因,前者借此表达的是民族国家意识,但后者更注重个性意识的释放;对汉语的全面反恩是“言文一致”的现实起点。前者还是在旧有的规范中创作,后者却创立了现代白话;“文学”观念的革新是“言文一致”的实际成果。前者推进了文学观念的转型,但后者才经由现代汉语建立起现代思想文化。     

“言文一致”与方言小说——清末小说中的“方言”问题

与“言文一致”、“小说界革命”的思潮密切相联系,晚清对用方言写小说形成一个理论自觉,也出现一批方言小说,其中以吴语小说和京语小说最具代表,可谓别开生面。但小说中大量运用方言来模拟口语的逻辑与小说“开民智”要求的普及性,以及小说语言的艺术性形成矛盾。重视小说艺术性的小说家就提出“另为一种言语”和“另造一种通行文字”的观点,这种兼顾口语化、普泛性和艺术性的白话书面语革新,才符合“官话一国语”建构的路径,为小说语言的由俗变雅提供了可能,也修正了方言小说的弊端,但这一理论真正的实现则在五四时期。     

20世纪汉语的言文一致问题商兑

汉语的口语和书面语一致的问题,产生于中国与西方表音文字系统接触之后。言文一致本是西方表音文字的特色,汉语作为表意文字,口语与书面语的分离自古而然,有类型的不同,没有高低之分,但在过去的百馀年间,言文一致却是汉语改革与白话文运动的基本目标,为此走了许多弯路。在汉语中,书面语固然受口语的影响,口语同样也受到书面语的制约,虽然交互影响,却并不趋于一致。汉语的言文关系复杂,如若在这种极端复杂的关系中,把言文一致作为内在的要求或发展趋势提炼出来,往往有意无意忽视了事实,甚至歪曲了真相。      

东干文学与中国现代文学的契合点

东干文学与中国现代文学都受到苏联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巨大影响,二者在汉字拼音化、言文一致、文学的大众化与民族化等问题上相互契合,可互为参照,比对研究.     

“回到民间”与“言文一致”：从歌谣运动到“民族形式论争”

“回到民间”是五四前后新文学倡导者喊出的口号,这一口号与晚近以来的白话文学运动寻求“言文一致”的语言、文学变革主张同声相应。就此而言,歌谣运动在北大的发生,虽是缘起于刘半农、沈尹默的一次“偶然”的雪后闲聊,但从参与其中的新文学家此前对民间文学的关注程度以及此后大约20年间歌谣运动持续发酵的状况来看,这种“偶然”实则暗合着文学革命的“必然”。而由歌谣运动引发的全国方言调查和自上世纪20年代中期一直潜滋暗长的文艺大众化和大众语运动,以及随之而来的“民族形式论争”,则进一步强化了一种“眼光向下”的民间立场。从歌谣运动到“民族形式论争”,其间一以贯之的对民间文学和民族语言形式等的重视,正是新文学要求“回到民间”和寻求“言文一致”的表征。     

论梁启超“文界革命”与汉语书面体系变革

面对科举中使用的八股文和颇具文学色彩的桐城派的古文,在"欧西文思"的启发下,梁启超提出了"文界革命"的主张。通过实践,"新文体"与现代报章相结合,注重"言文一致"的语言学命题,从而造就了一种适合于启蒙功用、具有开放精神和文体弹性的浅近、变异的文言书写方式,在近代以来汉语书面体系转换的进程中占据了重要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