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当下依法治国对孙中山“训政”思想的新发展——关于中国法治现代化阶段论的思考

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与孙中山先生的“训政”相比，两者相似之处在于都坚持一党执政，并将此视为法治现代化进程中不可或缺的一个阶段性特征；不同之处在于两者的内容和性质发生了根本变化。内容的变化主要体现在社会基础发生巨大变化和民主成分获得较大增长；性质的变化主要体现在它不再是资本主义而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性质。以一党长期执政、不搞西方多党竞争为特点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长期存在的原因是：中国属于后发的政府主导的赶超型现代化国家，没有形成橄榄形社会结构，需要通过建立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政治体制，实现中国的“富”与“强”。     

正当性的自我生产——侧重晚清民初政治话语结构的转型

近世中国和欧洲都经历了政教结构的解体,但是在新结构的生成路径上,两者的走向却大相径庭。欧洲在宗教改革造成"教"的分裂后,各国官僚借助民主话语重塑自身正当性,生成了一种新的共同体权力。政教体制虽然被放弃,但基督教仍可大体维系民间秩序,两种权力模式之间基本相安无事。中国晚清士人以个人本位的欧式民主为基准,将政教相联、治道分离的本土政治秩序视为专制。但在反专制的进程中,传统治道分离的思想体系被改造成政教合一的新结构,政治话语从"反专制"转向"开明专制"继而又转向"反专制",政治实践中政府却得以借助民主和科学话语进行正当性的自我生产,并不断面向民间扩权。话语和实践的多重裂变、调适和重构,塑造了中国近世历史的一个基本悖论,即反专制话语始终占主流的近世中国却生成了一个更集权的政府。     

有限训政:一种政治发展途径的选择

当下中国借鉴训政的方式不可能是总体训政,而只能是有限训政。这取决于当代中国政治发展的现实规定性,即改革的必然性与民主政治训练的必要性。同时,改革与训政两种政治建设方案的亲和性也决定了有限训政的实际可行性。有限训政的实现形式乃是党内民主与基层训政的结合。     

《再生》共同体的“调和政治论”

《再生》及其同人对政党与国家、自由与效率和政治民主与经济民主的问题探讨,更多地倾向于"调和"色彩,表现出不同于其他理论流派的思想特色。《再生》及其同人批驳了国民党训政理论,提出了政党不能吞没国家;谋求进步与效率,不能以牺牲公平和自由为代价;政治民主和经济民主在中国应同时并进,不可有所偏废,依据中国国情,走一条中间政治路线。     

国民党政府“训政”述略

在国民党政权统治中国的 2 0多年间 ,蒋介石集团长期以“训政”为幌子建立并强化其一党专政的政治体制 ,由于它背离了孙中山“还政于民”的初衷 ,也违背了广大民众的意愿 ,这种改头换面的“训政”必然会遭到全国人民的反对并注定了其最终破产的命运。     

从开明专制、训政到新式独裁——兼论近现代中国对宪政民主路径的采择

近代中国围绕宪政民主路径的选择发生了三次论争。一是清末围绕“开明专制”的论争 ,论争双方都承认国民程度影响宪政道路的采择 ,但双方给出了不同的判断 ,共和立宪派更否定了依靠清朝统治者推行立宪的可能 ;二是民初围绕袁世凯专制行为展开的论争 ,论者较系统地批判了所谓的“开明专制” ,提出只有实行宪政民主才能促进国民程度问题的解决。在对中国宪政民主路径的采择中 ,孙中山的“训政论”日益系统 ;三是 30年代关于“新式独裁”的论战 ,双方争论的焦点是“新式独裁”的必要性与可能性。     

从孙中山的“知难行易”思想看民国“训政”

孙中山作为我国近代伟大的革命家,其领导的资产阶级革命成功的推翻了腐朽的封建王朝统治,并成功地建立起了我国历史上第一个资产阶级共和国。而建立＂民主＂与＂宪政＂则是孙中山民主革命中最为基本的内容。孙中山为了实现这一目标,他把革命后建立的民国的政治建设过程划分为＂军政＂、＂训政＂、＂宪政＂三个时期。支撑着他的三阶段建设思想的哲学基础正是＂知难行易＂学说。     

孙中山训政理论与中国宪政

孙中山先生为完成民主共和的任务,提出＂革命程序论＂,将革命程序从开始到结束分为军政、训政和宪政三个阶段。＂革命程序论＂是实现民主宪政建设的路径选择,孙中山认为训政时期是完成民主宪政必不可少的过渡阶段,训政理论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但是仍有缺陷。文章主要从以党治国和地方自治两方面论述孙中山的训政理论,并简要分析其对我国宪政发展的影响。     

宪政的跳跃与跌落:1945-1946年中国政治制度变迁浅论

国民党一党训政的政治体制随着抗战接近尾声,已经走到了穷途末路。抗日战争结束后,中国政治出现了两种政治力量及其代表的武装力量并驾齐驱的局面,这种二元化的政治格局为战后中国结束国民党一党专政、实现由训政向宪政的制度变迁提供了一个绝好的契机,中国各党派甚至一度看见了宪政的曙光。然而因为制度变迁主体的缺失、制度本身的缺陷和制度实施机制不健全,导致跃向宪政的制度变迁最终归于失败。     

双重使命与缺陷：孙中山训政设想再探究

世人一般认为孙中山是一个怀抱崇高革命理想主义的激进革命家,也因此有“孙大炮”之称,喻其谋事、行事之不切实际。通过研究孙中山革命程序论中所提出的训政设想,笔者认为孙中山其实不乏理性与冷静,其所提训政设想,希望中国在建立民主体制之前,有一个准备与过渡阶段,以党权扶植民权,训练人民的素质,目标是建立宪政民主政体,有涤荡专制旧污与防止民主异化为民粹主义之双重使命。但其所提训政设想还是遗留内外双重缺陷,且相互关联,形成恶性互动,使其训政设想目标与手段悄然背离,不但制约其所提训政设想双重使命的实现,同时也遗有长远后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