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与北大校长蔡元培——鲁迅在北京（之七）

《鲁迅日记》：“晚访季市。永持德一君招饮于陶园，赴之，同席共九人，至十时归。”永持德一设宴招待日本留学生竹田复，邀蔡元培、鲁迅、许寿裳等同席。席间鲁迅为永持德一书《诗经》句：“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     

清末公共舆论中的权力运作机制管窥——“木瓜之役”的“事件”与“风潮”

“木瓜之役”的本事乃浙江两级师范学堂风潮。之前学界对“木瓜之役”个案的探讨，大多将其作为一个“事件”，并以围绕作家生平研究的模式展开，以期补足鲁迅在杭州任教期间的生平经历。本文试图打破“事件”的边界，从近代史研究的路径入手，对“木瓜之役”的本事“师校风潮”予以还原，进而勾勒被作家生平所遮蔽的政治文化语境，管窥清末公共舆论中的权力运作机制。     

另一种国民性的讨论──鲁迅、许寿裳国民性讨论之引发

鲁迅和许寿裳关于国民性的讨论，以及鲁迅改造国民性的思想，可能是由嘉纳和杨度的讨论所引发的。于清末留日的鲁迅，与杨度等人虽因学科不同而班次相违，但在入学当初，他们在一起生活了六个多月，彼此互有往来，鲁迅对嘉纳与杨度的讨论不会一无所知。在鲁迅托友人带给周作人的衣箱中，还有两本《新民丛报》，亦可作为住证。且鲁迅和许寿裳谈到国民性是在嘉纳和杨度讨论之后。最主要的是，两组讨论在内容上也有明显的相接点。     

许广平、鲁迅曾参与“爱情定则”的讨论

许广平和鲁迅相识于1923年10月,当时,鲁迅刚刚接受北平女子师范大学校长许寿裳的邀请,在该校兼任国文系讲师,每周讲授一小时中国小说史,而许广平是该校国文系二年级学生。     

史志纂写考辨二题

宋恕在求是书院任教时间考求是书院于1901年11月改称求是大学堂,1902年又改称浙江大学堂,1903年12月改称浙江高等学堂,辛亥革命后,浙江高等学堂改名浙江高等学校,是浙江大学的前身。宋恕是鲁迅挚友许寿裳的两大恩师之一,曾在杭州求是书院担任国文总教习,许寿裳在《〈宋平子先生评传〉序》中称赞宋恕:"掌教杭州求是书院……循循善诱之功,非庸师所能企及。"①《浙江大学简史》一书中     

闽台地方史研究三题

摭拾"日据台湾时期闽台关系的若干史实"、"从《福建白话报》看福建近代产业"、"1946-1948:《许寿裳日记》里的台湾往事"诸专题辑录的史料,可以为学界同好提供闽台地方史研究的参考资讯与思考线索。     

与鲁迅相知最深的好友许寿裳

在鲁迅一生相交的朋友中，以许寿裳与他的关系最为密切，可谓“同声相应，同气相求”。许寿裳是鲁迅的同乡、同学和同事，比鲁迅小2岁的许寿裳与鲁迅相识相交长达35年。是许寿裳介绍鲁迅先后到浙江两级师范学校、教育部工作。当鲁迅被教育部开除公职后，许寿裳也断然辞职。鲁迅去世后，许寿裳承担起了整理亡友鲁迅文字的重任。     

重建与承续:台湾省编译馆与台湾研究

台湾省编译馆是台湾光复初期设立的一个重要文化机构,目的是为了编译教材等书籍,消除日本50年殖民统治的影响,在台湾重建中华文化。这个机构存在的时间不长,然而由于它正处在台湾文化重建的重要时期,因此它的意义和影响不可忽视。本文着重就台湾省编译馆开展台湾研究的缘起、过程和意义等方面进行考察。本文认为,在编译馆内开展台湾研究是许寿裳接受一批大陆学者的意见首先提出来的,它原本不是设立编译馆的意图,但在这方面却颇为顺利地展开。尤其是许寿裳在陈仪的支持下留用了一批日本学者,并使用台湾本地专才,很快就形成了一支有效率的研究队伍。许寿裳提议在编译馆内开展台湾研究,与他对战后如何在台湾重建中华文化的理解有关。在当时的情况下,他能把日本殖民统治与学者积累的学术成果区别开来,在文化重建过程中予以扬弃。这种理性思想及其作为十分难得,为后来的台湾研究起到了承上启下的作用。     

道教文学研究的新突破——评左洪涛《金元时期道教文学研究》

由于种种原因,金元文学研究在学界一直处于比较冷落的境地,至于金元时期的道教文学研究因其涉及宗教,问津者就越发寥寥。事实上金元道教文学却自有它特殊的存在价值和文学史意义。鲁迅先生就曾说过：＂中国的根柢全在道教。＂（《致许寿裳》）而在《全金元词》中,道教词人所写的词竞也占了总数的将近一半。由此看来，对于金元道教文学（尤其是词）的研究，乃是研究中国古代文学史（尤其是词史）“绕不过去”的难题，需要有志者敢于前去探求和开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