诠释学与比较文学的发展

互动认知研究的空间是变动、开放、动态的空间。双向诠释即是首先了解对方,然后从对方的角度和视野来观察和进一步了解自己,使双方对自己和对方都有了新的认识。重视从“他者”反观自身的理论逐渐为广大理论界所接受。一些非汉学家的理论家开始以一种“非中心论”的心态来探讨西方和非西方文化,并以此为基础建构新的理论,这就从根本上动摇了西方中心论的基石。比较文学和比较文化研究迅速突破了封闭的西方文化体系,进入西方文化与非西方文化相互参照的范围。西方学术界原来互不相干的汉学研究、文学理论研究、比较文学研究正在迅速靠拢,并实现互补、互识、互证。     

诠释学与质的研究方法

诠释学对教育研究活动具有指导作用,"理解"与"诠释"是质的研究方法的理论前提.质的研究是对人的研究,其目标就在于通过理解和诠释获得"意义"     

文本诠释学视野下微信政治传播功能建构研究

传统媒介环境下,政治传播具有典型的“控制论”色彩,政治文本在政治主体、大众媒介与受众之间呈现为单向的信息流动过程,政治主体在政治传播中具有绝对的话语权。而微信是一种偏向关系传播的新媒介,虽然在概念层面上具有“元传播”的特征,但在社会现实维度难以找到实践的根基。尽管微信空间中生成了新的政治传播格局,但是主客体二元对立的政治传播模式并未发生变化。某种程度上甚至可以说,微信空间放大了主客体二元对立政治传播模式所带来的风险。本文从文本诠释学角度考察微信政治传播困境以及功能失调问题,将微信政治传播理解为文本的理解和解释问题,以文本为核心概念,以理解和解释作为文本诠释的本体论,从而试图构建微信政治传播功能的“视域融合”。     

道、言、智、境与中国哲学诠释传统

中国哲学发展了不同于西方的哲学诠释学传统,特点是相比于西方诠释学所关注的"道"与"言"的问题,中国哲学诠释学关注道、言、智、境四个问题,通过对形上之道的诠释,达到"天人合一"的最终境界。     

论海德格尔的此在诠释学

我们在本文中将探究海德格尔此在诠释学的总体构架。在他看来,存在问题不仅是一个学理问题,它对于此在来讲原本就具有某种急迫性。海氏企图通过对日常此在的分析表明,对存在遗忘既是一种积极的生存论现象,存在问题又是一种在现代社会中急需重新唤醒的问题。此在的存在论的诠释学是早期海氏唤起并解答存在问题的途径。诠释学在海氏这里从传统的工具论诠释学转化成了存在论的,而它是以海氏的现象学方法和世界现象的分析为基础而展开的。     

竹林玄学的“生命实践诠释学”——以阮籍、嵇康为例

嵇康、阮籍以自身的生命实践诠释了庄学精神,他们的哲学可称为"生命实践诠释学"。嵇康、阮籍通过对庄学自然论、养生论、礼法批判、处世方式等内容的生命实践诠释,使庄学从纯粹的理论展现为具体的行为,是庄学精神在魏晋时代的现实呈现。因此,对经典的诠释方式,不仅可以是文本的,也可以是实践的。同时因为阮籍、嵇康自身的性格、对庄学的理解方式等方面的不同,他们对庄学的实践诠释又表现出明显的差异。     

走向读者——接受美学的理论渊源及其独特贡献

接受美学作为20世纪七八十年代盛行于世的主要美学思潮不是无缘无故产生的,也不是几个主要的天才理论家杜撰出来的,而是在很多理论思潮和美学派别的影响下产生的,特别是海德格尔和加达默尔的现代诠释学理论和英迦登的现象学理论对接受美学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奠定了接受美学由时作者、作品的研究走向对读者研究的坚定道路,也彰显了接受美学的主要特色是一种读者美学.接受美学对读者的重视,提高了读者的地位,丰富了文学作品的内涵,开拓了文学理论研究的新领域.     

经典诠释与信仰重建——中国传统经学现代化的三种路向

清代的“乾嘉学派”似乎已经暗示了经学现代化的某种可能,然而其以“小学考据”替换“经学诠释”甚至发展为“语典之学”,却无形中对经学本身造成了冲击。而“古史辨派”则以其所标榜的“疑古”精神,意图明确地想要推翻传统经学的根基。但是,在“后批判”时代的今天,利科有关“第二朴真”的命题却为我们重拾经学信仰提供了某种新的契机。此外,西方的现代诠释学,也为“经学”向“后经学”的转变准备了必要的理论资源。     

经典的原义及其扩展性——以儒家经典诠释为例

中国经典诠释学的构建是面向21世纪的中西哲学走向对话与融通的具体路径之一,如何理解现代文化中的经典现象与古典意义上的“经”及其学术,是进入中西差异、古今交错之复杂的经典观念丛林的第一道门。文章以儒家经典诠释的相关线索为例证,探讨了经典的流传性及其作为活的思想源泉的本质特征,对经典的意义如何实现扩展以及典范转移的问题、经典所具有的恒常性与时代转换问题等,均做了一定的分析,并对传统经学与现代诠释学的结合进行了展望。     

从“诠释学”到“诠释之道” ——中国诠释学研究的合法性依据与发展方向

依据中国学术的一贯传统,所谓“诠释学”实际上就是“诠释之道”,有古今之别,更有中西之异。据此,不仅可从根本上阐明中国诠释学研究的合法性,厘清中西诠释传统和理论之间的关系,更能获得中国诠释学研究在“后西方”时代的自我定位和发展方向。中国诠释学研究所要努力探索和建构的,乃是中华文明的现代诠释之道,它将继承和弘扬中华文明的诠释传统,自成一体而又具有充分的开放性、涵摄性和普适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