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丽使节“贡赐贸易”探析

金朝与高丽间的使节贸易分为四种类型,即贡赐贸易、私觌贸易、自由贸易和走私贸易。其中,金朝与高丽间的贡赐贸易存在＂三年一大聘＂的规则。同时,金丽两国对贡赐贸易的态度不尽相同。金朝看重的是在贡赐贸易中要始终保持其对高丽的宗主国地位,而高丽更加看重的是其所得的经济利益。在这两种不同态度的影响下,两国交流的内容也必然有所不同。     

明代哈密与中原地区的经济交往——以贡赐贸易为中心

本文分哈密建卫前、哈密建卫至成化八年以及成化九年哈密卫内迁后三个时期,以贡赐贸易为中心,对明代哈密与中原地区的经济交往关系之盛衰及其缘由进行了探讨。     

明代甘南藏区贡赐贸易述论

明代甘南藏区聚居着众多的番族，他们多次入京朝贡，这不仅有利于当地的稳定，还加强了当地与内地的经济联系，更促进了汉藏间的文化交流和甘南藏、汉文化的发展，因此朝贡对甘南藏区具有重要的意义和深远的影响。     

两宋时期留居杭州的穆斯林蕃商胡贾

宋代是中国与阿拉伯地区关系较为密切的时期.这时杭州经济繁荣,海上贸易兴盛,被称为"东南第一州".大食等地穆斯林使节、商旅因此进入杭州贸易者日益增多.他们中有从海道东航而来的,也有自传统陆路贡道由北南下的.至南宋建都杭州,大食诸国蕃客前来入贡觐见、互市贸易者,更是络绎不绝.他们居于杭城"蕃坊"内,有着较高的社会地位,过着富足的生活,伊斯兰教信仰是其社会生活的一部分.而随着其在华法律地位的确立及礼拜寺院的兴建,伊斯兰教乃亦得以在杭州传播.     

北宋王朝与西北边陲吐蕃间的“贡赐贸易”摭议

本文力图说明,北宋王朝与西北边陲吐蕃部族间的"贡赐贸易",鲜明地反映出当时中原地区汉族统治者所受的"重义轻利"的传统儒家"义利观"的深刻影响.也就是说,对北宋统治阶层而言,蕃部贡马之利,远不及"和为贵"、"柔远人"之义来得重要,放弃一定的物质利益以换取边陲部民"聿求内附"、"心白向汉"的局面,是宋廷在"贡赐贸易"中采取"厚往薄来"方针的目的所在.而这样的方针确实为北宋王朝带来了更长远的利益.     

乌江下游土司时期贡赋制度考略

贡赋制度是土司制度的主要内容。贡赋包括贡赐和赋税两方面的内容。历代中央王朝既把贡赋制度作为对少数民族地区进行统治的一种经济手段,也把它作为考量土官是否忠于中央王朝的一种重要标志。贡赋制度虽然加重了土司对土民的盘剥,但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乌江下游土家族地区经济文化的发展和民族、国家意识的形成。     

厚赏与羁縻:论明代藏族地方与中央王朝的贡赐关系

明代藏族地方与中央王朝关系甚为密切,贡赐关系成为维系和加强西藏地方与中央王朝政治隶属关系的特定形式。明王朝根据西藏地方的实际情况,不断调整朝贡制度,以达到有效治理藏区的目的。藏族地方进贡当地土特产,贡马尤其受到明廷的重视。中央王朝对藏族地方僧俗首领及其所遣使臣入朝,采用"厚往薄来"的原则,对其赏赐,一般都远远超过其所贡物品,赏赐中茶叶最为重要。贡赐关系具有政治和经济两方面的功能。明王朝通过经济上的贡赐关系,显示政治上的隶属关系,确立其对周边民族地区的间接统治。     

论明代中央治藏的“贡市羁縻”政策

“贡”和“市”是不同本质的两个范畴,贡赐体现的是西藏地方政府同中央政府之间的财政关系,互市则是藏汉两地商人(包括国家专营机构)及生产者之间的商品贸易往来,“贡市羁縻”政策是明代中央治藏的财政、商贸政策的合称。明朝对西藏实行的“贡市羁縻”政策,既使西藏地方始终处于中央政权的有效统一管理之下,又有力地促进了藏汉两地经济的繁荣。     

约开商埠与清末云南对外经贸关系的变迁

清代中叶,云南传统对外经贸关系形成了以沿边边境贸易为主体,以贡赐贸易为补充的格局.19世纪西方殖民者对东南亚和云南的侵略,终结了传统的贡赐贸易,同时强行开埠通商,通过改造传统的边境贸易网络,在云南建立了新的殖民贸易体系.约开商埠前后,云南对外经贸关系的性质发生了重大变化,内部结构也演变为以通商口岸为依托,以全球性、综合性的世界贸易为主体,以边境贸易、边民互市和走私贸易为补充的近代对外经贸关系.云南在一定程度上更深地卷入了早期经济全球化和殖民贸易体系的漩涡.     

海上之盟前的宋朝与女真关系

女真与宋朝在北宋的前三朝除了中间断交20余年外,长期有政治、经济交往,宋政府花费了不少本钱。交往的主线是贡赐贸易,女真带来马匹等土特产,宋朝以赏赐形式支付价钱,双方互惠互利。从宋仁宗朝开始,女真与宋朝联系断绝。在所有周边少数民族政权中,宋朝将女真当做一个与高丽、西夏甚至辽国同等的国家来对待,并不以其远离中原和人少地小而轻视。在国际战略上,宋朝一直重视女真的地位,前期有赖于其马匹,后期看重其向背的举足轻重。正因为宋朝始终想将其拉拢并以之制约辽国,所以到了重和年间,一拍即合的"海上之盟"便顺理成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