吐蕃统治河陇时期司法制度再探讨

通过对敦煌藏文文书P. T. 1078号诉讼案卷所涉吐蕃职官和制度进行分析,并结合其他文书的研究,进一步探讨吐蕃瓜沙地区司法上诉程序,可以得知吐蕃时期当地官府对僧人与俗人之间,或僧团内部纠纷案件的上诉与普通上诉案件是区别对待的。再结合11世纪藏文史籍《弟吴宗教源流》记载的吐蕃司法制度进行分析,认为16世纪藏文史籍《贤者喜宴》关于吐蕃司法制度的记载源自《弟吴宗教源流》,但对之进行了简化,使人不易理解,《弟吴宗教源流》所记载的内容更为详细、准确,值得学界予以重视,从中也可以了解唐朝司法制度对吐蕃地方司法制度的影响。     

《贤者喜宴——噶玛噶仓》译注(十五)

译文提要:本章译文主要记载了第七世噶玛巴却扎嘉措圆寂及其主要弟子.从本章可以看出,第七世噶玛巴却扎嘉措的弟子及信众不仅遍及卫藏、安多、康巴三大藏区,而且也有来自印度、内地、云南丽江等地;不仅有噶举派的僧人,而且也有格鲁派、萨迦派的僧人;不仅有一般的僧人和信众,而且有著名的学者和大师,比如藏族著名的史籍《青史》的作者桂译师循奴贝,还有大译师索南嘉措、恰译师仁钦却杰、夏鲁译师等许多大学者.这一方面说明第七世噶玛巴却扎嘉措具有渊博的佛教学识,另一方面也充分说明他是一位无教派之见且具有崇高威望的法王.此外,本章还记载了第七世噶玛巴却扎嘉措的大弟子噶玛噶举红帽系第四世活佛却吉扎巴益西贝桑波(简称为却扎益西1453-1522)幼年的一些活动及其在马年(1462)由第七世噶玛巴却扎嘉措为其削发,赐法名为却吉扎巴益西贝桑波,并赐夏玛巴之宝冠及封书.不久,亲教师国师仁波切和规范师贡钦嘉木白桑波为其剃度出家并授沙弥戒等诸多史实.     

《贤者喜宴——噶玛噶仓》译注(十四)

本章译文主要记载了第七世噶玛巴却扎嘉措晚年的一些活动。晚年,第七世噶玛巴却扎嘉措宗教社会活动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一、身体力行,提倡严格遵守成律,奉行戒杀生等许多善行。如法王在沃惹地方进行了盛大的茶宴,初次建立答复之规制。此外,还在有关的寺院建立了许多规章制度,如在工隆惹三寺颁布《大善行之细则》。二、修建寺庙,奉行利他。第七世噶玛巴却扎嘉措自己的修行和利他事业是同时并行的,他将讲法中所收到的供养悉数分给经费不足的寺院和僧俗众人,并将旃檀白度母像和大师玛尔巴像等殊胜的身语意为主的塑像敬献到拉萨的寺院。三、无有派别之见,大力宣扬藏传佛教。晚年他的足迹遍布卫藏、安多、康等三大藏区以及门隅和珞隅等地。他无有门户之见,每到一地皆讲经说法,弘扬藏传佛教各个教派的教法,向当地的僧俗群众传授藏传佛教各个教派的基本教法,为数以万计的人们传法灌顶。四、著书立说,形成自己的独特见地。他著有《释解三世间之明灯》、《三毗奈耶事仪轨》和《密集不动之现观》等戒律、中观和密续等方面的论著和法典,尤其他还撰写了一部著名的《因明大全之述要》,亦称为《因明格言之河——摄理之大海》,此书的主要内容是针对陈那和法称的七部因明法典所写的释论,他未有参阅任何佛教典籍,完全依靠自己的智力而写成。五、调解纠纷,促进社会和谐。法王在部落之间发生了利益冲突,双方互不相让,僵持不下时,立即出面调停,平息纠纷与战争。法王不仅调解部落的战争,而且经常平息至尊和僧俗所有事情之纷争。此外,本章译文还记载了法王与王顿月多杰、帕木竹巴之间的关系。王顿月多杰曾用武力夺取了乃巴庄园,成为庄园的真正主人,掌有大权后,成为当地最有实力的庄园主。尽管供奉法王的僧俗群众比较多,但王顿月多杰是法王的主要供奉者,他们二人不仅交往甚密,而且在政治、宗教、经济等方面往来也极为频繁。其次,帕木竹巴在统治期间,也经常供奉法王,并多次前来迎请、行茶等。     

命定之下的个体修为：王充“贤者命困”论旨趣探微

王充认为人有宿命，而道德高尚、才能卓著的“贤者”的命运几乎必然是困厄的，面对贤者命困的窘境，王充推演出一套关于命定之下个体何以修为的理论。在王充看来，人无法改变“命运”但可以改变“人性”,操行与命运无关，由此他论证了人在命运面前始终辨明“善恶之行”并坚守“胸中之志”的可贵。对“贤者”的建构，是《论衡》阐释“命”的关键点。贤者不合于流俗，未必以富贵、长寿等“好命”为人生理想，相反，其时常因坚守道德和志向而招致不容，陷入窘迫。但贤者生命价值的实现却不受限于命运所规定的名位和寿命。据此《论衡》推演出“素相”之身份论和“文章”之实践论，为命运不济之贤者建立安身之所，提出贤者超越命运的可能性。“贤者命困”论源自以《穷达以时》为代表的“天人有分”儒家境遇观，也是东汉时代初步觉醒的个体主义思潮在命运观念上的呈现。     

《贤者喜宴——噶玛噶仓》译注（十九）

本章译文主要记载了噶玛噶举红帽系第四世活佛却吉扎巴益西贝桑波1505—1524年期间的事迹。他晚年在羊八井寺修造了大佛及其弟子之塑像;为前三世红帽系活佛修造了金像;于护法神殿中塑造有按噶玛噶举规制和印记的护法神像,在所有上下佛殿之中绘有庄严的壁画。他还在羊八井寺建有殊胜弥勒殿,建造有弥勒像,并书写金汁大藏经《甘珠尔》和《丹珠尔》。他于七十二岁圆寂,弟子们为其修造了银质珍宝舍利塔,经常供奉。本章后半部分主要记载了却吉扎巴益西贝桑波的主要弟子达垅法王南杰札巴、司徒扎西班觉、尊者塔杰钦巴、扎斋热绛巴索南热觉、恰嘉木样扎西南杰、至尊嘉色多丹等人的事迹。本书的作者巴卧·祖拉陈瓦在却吉扎巴益西贝桑波六十岁时,接受了却吉扎巴益西贝桑波之出家教诲。总之,其弟子众多,其弟子们继承和弘扬了他所传的佛法,建寺修行,做出许多奇异之事迹。     

“诗言志”的内传理解——廖平的《诗纬》新解与中国的现代性问题

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的诗学是立法学,孔子《诗》学同样是立法学。当古老中国面临西方"异制"冲击之时,清末民初大儒廖平致力重拾儒家内学"旧法",尤其注重《诗纬》。晚清大儒应对西方"异制"挑战时的首选古学资源为儒家公羊学,但与康有为借助公羊学"托古改制"接应西方民主不同,廖平坚持公羊学的王政论本色。廖平认为,公羊学所倡导的"素王说""三统说""中外说""文质说",无不源于孔子《诗》学。要理解这一本源,必须依循《诗纬》的指引,因为,《诗经》师说,"精微义例,全在纬候"。针对以《诗》为古事、以序说《诗》的旧说,廖平"于四始、五际、六情之义,以及篇什配用之理"推阐儒家内学的诗学要义,提出"《诗》者志也"为"空言俟后",为当今思考中国新政与全球化处境的关系,提供了发人深省的秘学思路。     

《贤者喜宴——噶玛噶仓》译注(十三)

译文提要:本章译文主要记载了第七世噶玛巴却扎嘉措在藏传佛教处于低迷、噶举之佛法衰败、尤其是止贡派深奥之佛法和经籍得不到弘扬之时,他采取了多种措施以及制定了许多教规和法规来复兴佛法.如第七世噶玛巴却扎嘉措创制有二十支仪轨,于佛教四大节日、尤其是藏历一月的大神变月的一日至十五日期间,供奉无量佛有珠宝、各种颜色的水晶器皿、红紫黄三种颜色之金饰、银饰器皿、景泰蓝制成的各种供器,此等供奉法会藏区是前所未有的.另外,他还在噶举派的寺院中设立了大祈愿法会,在政教二方面制定了新的教戒和法规,为弘扬藏传佛教作出了重要贡献.此外,本章译文还记载了公元1487年,第七世噶玛巴却扎嘉措得知明宣宗逝世的消息后,即于工布地方主持召开为明宣宗冥福之祈祷大法会,并祝当今皇帝即位吉祥.此后,皇帝的金字使者大国师扎西桑波仁钦和灌顶国师洛追桑波等人奉旨前来,为法王送来皇帝赐的一百五十块茶、一百匹彩缎表里、三十余根旃檀木、二个大银饰器具等;皇太后赐予的六个金柱幡以及诸多特制佛器;顿法王、杨法王、色拉法王等宫廷中的法王以及王太监等宫廷中的所有的大人们各自都奉献有无数礼品.法王为谢皇恩组织僧人诵经祈祷,祝赞皇帝长寿,并指示其徒众到汉地之噶尔寺、灵谷寺、大都寺、五台山圣地、临洮寺等地为当今皇帝念经祈祷,祈愿天下众人皆弘扬佛法.     

公羊家隐性批判“讳”的理性审视

＂讳＂是春秋公羊学的重要理念。《春秋》为尊者讳、为亲者讳、为贤者讳不仅是《春秋》笔法,也是《春秋》大义。＂讳＂本质上是一种独特的中国式隐性批判,体现了孔子作《春秋》的价值命意。理性审视隐性批判＂讳＂,不仅能加深理解《春秋》尊尊、亲亲、贤贤大义,而且能加深理解公羊学派的批判精神,还能加深理解春秋时期的历史真相。     

论上古乐人的类型差异及其文化衰落的技术化发展根源

论文以上古乐人在不同历史时期的重要表现与事迹等为依据,揭示出乐人群体内部存在着贤者型与技术型两类乐人相分化的发展事实。早期由贤者型乐人奠定乐人的重要政教文化地位,而在周代,技术型乐人则逐渐成为乐人的主体类型,并呈现出以牺牲政教文化地位为代价的重技术、轻义理的工具化发展路向。文章的研究对于深入认识导致周代礼乐、诗乐文化解体的自身根源与内在机制具有一定的切实意义。     

“既见君子”之诗篇题旨考

在《诗经》中,“既见君子”共出现二十二次,分别见于九篇诗歌中。因各篇诗歌内容与主旨的不同,“既见君子”的意义指 向也有所差别,或指的是诸侯见天子,或指的是国人见诸侯或贤者,或指的是女子见丈夫或情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