议案博弈:资政院常年会与《改订大清商律草案》

清末政局波诡云谲,新旧各种政治派系的纠葛博弈,不仅反映在资政院章程的字面之义,还表现为资政院两次常年会各项具体活动之中,尤其表现为会议期间围绕政府提交、资政院核议的各项议案的纷争。从《改订大清商律草案》提交、会议、审查、搁置等全过程看,该案在政情剧烈变动的政局中扮演着一个十分特殊的棋子。正是从这颗棋子举轻若重、举重若轻地抛舍闪转之间,可以窥测清末各种政治势力之间的复杂关系。     

清末“新政”：一场真正的法律革命

从庚子事变到辛亥革命以前,清王朝在其最后11年中发起了一场大规模的社会改革运动,史称“清末新政”。虽然“新政”改革最终由于辛亥革命而中断,但从法律发展史角度来看却引发了中国传统法制的深刻变革,“在思想和体制方面,把长期形成的典范(范式)变为不同质的外来典范”。清末新政     

“问责”：宣统二年弹劾军机风潮与清廷中枢改制

宣统二年的内外政情促使清廷明确将组织责任内阁提上立宪日程,此后新内阁成立之前旧军机的责任问题成为朝野关注的焦点。资政院议员以军机大臣副署制度为据连续质问其行政责任,要求军机处对资政院负责,试图在阁会建成之前将两者的关系塑造为内阁与国会关系。军机大臣答复“不负责任”后,议员们掀起弹劾风潮,要求明定军机大臣责任,速设责任内阁,并得到社会舆论的广泛支持。朝野围绕军机责任产生的纷争进一步凸显出组建新内阁的紧迫性,清廷虽然否决了弹劾案,但加快了中枢改制的进程。弹劾军机风潮暴露出过渡时期朝野双方对新旧政体转变方式的认知分歧,此后清廷的立宪诚意日益受到质疑。     

从国会请愿运动看中国商人在宪政中的作用

清朝末年的国会请愿运动,虽然被清政府镇压下去了,但从这场运动中我们是可以分析出商人在中国宪政史上的作用的。由于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经济的日益发展,中国商人正在抛弃传统的“重农抑商”的观念,商人浓重的时代责任感使他们肩负起政治活动的重担。从而使商人群体在中国宪政史上留下了绚烂多彩的一笔。     

最后的应变与改革——以清廷对资政院的控制为考察中心

宣统三年（1911）,清政府的立宪行动大大加快,时为＂议院基础＂的资政院也被推到了风口浪尖上。资政院作为清廷主导产生的立宪机构,它同清廷及军机处、宪政编查馆等新旧部门之间的关系十分微妙,矛盾重重。而清廷通过修订院章、改换总裁等行为,以图加强对资政院的控制,取得了一定的效果。武昌起义后,外力的骤压使得清廷对资政院大开绿灯,资政院也从原来的＂议院基础＂迅速转变为具有＂虚君共和＂性质的真正的议院,但这并未能挽救清王朝覆亡的命运。     

清末资政院和谘议局平议

资政院和各省谘议局,是清末新政的产物,也是近代中国爱国人士争取民主权利的场所,与辛亥革命的发生也有诸多关联.     

名妓裙下的大老虎

正1907年5月5日,慈禧太后收到了一份关于黑龙江巡抚赠送名妓的性贿赂弹劾报告。慈禧太后看完报告异常震怒,黑龙江巡抚段芝贵身为一省的行政长官,居然向农工商部部长、皇室贵胄载振赠送妓女。载振是一个恶名昭彰的登徒浪子,1903年刚刚当上商部尚书就同副部长伍廷芳喝花酒,被御史告到慈禧太后那里。身为帝国的高级官员,一而再身陷娼妓丑闻,实在有损帝国颜面。     

末代帝傅的幸与不幸

对于陈宝琛来说,宣统三年(1911)六月十六日也许是他生命中最重要的一天。就在这天,清廷下谕,派他和陆润庠入毓庆宫"授皇帝读",充任6岁的小皇帝溥仪的师傅,同时取消了先前补授山西巡抚的任命。从这天开始,他的命运便和满清皇室紧紧地联结在一起,成为中国最后一位帝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