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代晚期赏赐铭文

殷商时期的赏赐铭文,均在殷墟四期。赏赐动词有赐、赏、光、贶、宾;赏赐品有贝、玉器、农产品及自铭物;赏赐者有商王、子、■、王后;受赏者有小臣、武职人员、寝官、宰官、巂官;赏赐地点有寝、宗庙、大室;赏赐铭文载体有食器和酒器;赏赐授受双方的身份显示出了商代政治的结构。     

汉代王侯受赐特点论析——以《史记》《汉书》景帝遗诏的差异为视角

对《史记》《汉书》所载景帝遗诏的比较、分析,可以发现《史记》景帝遗诏所载赐爵事恐有张冠李戴之嫌,将本不属遗诏的赐爵事也书于其中。实际上,汉廷对诸侯王概不赐爵,虽存在皇帝（或皇后）对个别列侯与关内侯特赐授爵的情形,但从不泛赐爵级,不愿轻易提升他们的政治地位与权力,对王侯赏赐多为金、驷马、封户等,这种赏赐原则也对后世统治者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宋朝赏赐制度运行中的利弊博弈

赏赐是宋朝重要的治驭之术,利弊并存。弊端主要表现在赏罚不公,赏格不够明确,赏赐过多过滥,统治者任意执法,贪官污吏侵吞物资,赏赐物品质量低劣、发放延时等方面。赏赐弊端产生的原因,在于着力防范武将、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政治需求和时代背景,以及相关制度不够完善等。赏赐运行中存在的诸多问题给宋代社会带来了一系列后果和影响:加重朝廷经济负担,给国家财政支出造成一定的压力;扰乱普通民众的正常生活,给社会增加若干不稳定因素;促使吏治愈加黑暗,助长武将贪财黩货之风,给社会带来了严重的危害等。     

殷商后期的贡纳、征求与赏赐——以花东卜辞为例

新出花东卜辞属非王性质,占卜主体是商朝贵族"子",其中所反映出的商王、"子"及"子"的下级贵族之间的贡纳、征求与赏赐情况在当时应具有一定的普遍性.殷商后期,低一级贵族常向高一级贵族贡纳物品,主要是用作祭品,这类似于古书中的"助祭";低一级贵族举行祭祀后,常把某些祭品献给高一级贵族,类似于古书中的"献胙";低一级贵族田猎有获时,可能也要把部分猎物献给高一级贵族;为展示恩惠,高级贵族也会赏赐物品给低一级贵族.这些活动应是各级贵族确认臣主关系,同宗之间强化宗法血缘关系,以达到维护现行统治秩序的重要途径,贡纳活动应当已经制度化,即形成了所谓"礼制".     

西周金文土地赏赐述论

本文将西周金文中涉及的土地赏赐资料进行全面梳理,对其中一些古文字的考释和古地名的考证提出自己观点。并认为这些资料与传世文献记载相吻合。     

辽代功臣制度初探

针对辽代功臣制度研究不足的现状,以《辽史》等文献资料为基础,充分利用了辽代的汉文石刻材料。结果表明,辽代功臣制度呈现出较大的随意性;功臣号授予方式包括“初赐后加赐”和“赐后改赐”。得出如下结论：辽代的“功臣”被赐予社稷大臣、属国的国主、耄年和致仕官员以及功勋后代;一般情况下,带有节度使身份的官员才有被封赐功臣资格。     

宋朝朝贡中的额外赏赐

宋朝朝贡额外赏赐的物品较为丰富,有衣带、银、帛、马匹、戎器、茶、药等物。宋政府意欲通过朝贡贸易中的额外赏赐达到其政治、军事目的。一方面,宋朝朝贡贸易中的额外赏赐在西北、西南等地区少数民族政权中颇见成效,因战略需求,北宋政府将丰厚的回赐作为重要的政治和经济手段,拉拢回鹘、吐蕃等部族,与之结成军事联盟,分化、瓦解和抵御敌对势力。另一方面,在很多情况下宋朝朝贡额外赏赐的实施效果相当有限,宋朝也为之付出了沉重的经济代价。     

金文所见西周中晚期周王室对"师"官的赏赐

绝大部分情况下,西周中晚期金文中的“师”官的身份是武职军官。这一时期,西周王室对于“师”官及其家族的赏赐次数繁,规格高。对“师”官的频繁赏赐,是由于国内政治形势的需要,以及“师”官在对外战争中发挥的重要作用所决定的。对“师”官的频繁赏赐,加强了西周中晚期王室的军事力量,促进了以“师”为核心的军人势力的迅速膨胀。     

《宋史·礼志》所载赏赐考论

赏赐是重要的统治手段之一。宋朝诸帝赏赐的原因、物品、对象、标准及特点等,就《宋史·礼志》所载来看,与前代并无多大不同。但在具体进行赏赐时,宋朝诸帝则有着重文轻武、轻民、讨好强大、轻视弱小等不利于国家安全和民族交往的严重弊端。因此,宋朝最终灭亡,当与统治者未能合理地运用赏赐这一统治手段有着一定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