赫斯和青年马克思的人道思想对比

赫斯和马克思是生长在同一个时代和社会背景下有着相近思想兴趣的两个人,因为都有着对当时社会中人类苦难的特别关注与极度怜悯,而有了寻找苦难根源及寻求改变当时人类苦难之良方的志向,他们一生都在为人类的解放而奋斗;可以说"人道问题意识"是他们心头共同的用一生的行动探寻和思索的问题意识。如果再追问他们是如何探寻"人道问题"的,则发现他们一直在试图克服"受苦者的目光",即试图解决人的个体存在与类存在之间的矛盾。     

从霍桑对齐灵渥斯的偏见看其宗教观

《红字》的读者深受霍桑对三位主角截然不同的描写影响,认为齐灵渥斯是罪恶最深厚的罪人,而他的诸多正常人的权利及人性需求却一直得不到理解和支持。由于霍桑矛盾而狭隘的宗教观,以及他对该人物存在一定的偏见,从而形成了笔下丑恶的魔鬼:齐灵渥斯。     

从交往异化到雇佣劳动批判——赫斯哲学补论

在1844年以前,赫斯将"资产阶级社会"称为"金钱贵族制",并把费尔巴哈对宗教批判的人本主义异化史观直接运用到对现实资产阶级社会的批判中来,提出了所谓货币是人的交往类本质的异化的观点。在他看来,正是这个颠倒的金钱世界,造成了更加普遍的剥削和奴隶制。而在后来的研究中,赫斯开始关注现实中的劳动,但并未用哲学人本主义的逻辑来描述资产阶级社会中的劳动状态,而是使用了比较准确和实证的概念:雇佣劳动和奴隶劳动。     

物竞天择 适者生存——嘉莉形象新解

美国现实主义作家西奥多.德莱塞的成名作《嘉莉妹妹》越来越受到关注,解读观点众说纷纭。笔者在品读他人观点基础上,从＂生物进化论＂和＂社会达尔文主义＂角度,以＂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自然规律为切入点,对＂嘉莉妹妹＂进行全新解读,挖掘嘉莉形象全新的文学意义和社会价值,重新审视德莱塞的思想,探寻他最终放弃评价嘉莉性行为的深层根源。     

《红字》中的人性与科学

霍桑在他的代表作《红字》中,从人性的角度出发,让我们看到人是善和恶的混合体.人性在善和恶之间摇摆,人所掌握的科学也随之或造福人类或危害人类的幸福.     

长篇历史小说〈渥巴锡大汗〉研讨会在北京举行

为庆祝蒙古族土尔扈特部东归祖国236周年，由中国作家协会创作研究部、新疆巴音郭楞蒙古族自治州人民政府联合举办的长篇历史小说《渥巴锡大汗》研讨会6月22日在北京举行。中国作家协会原常务副书记玛拉沁夫，中共巴音郭楞蒙古族自治州委副书记刘进喜，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文学研究所、     

阿加莎·克里斯蒂与米涅·渥特丝

在被西方文论界誉为＂侦探小说女王＂的阿加莎.克里斯蒂逝世15年后,一颗侦探小说的新星出现在20世纪90年代的英国文坛上。她就是有＂阿加莎.克里斯蒂第二＂、＂新推理之王＂之称的米涅.渥特丝。这两位虽然生不同时,但同是作为英国侦探小说女性作家的杰出代表,常常有人论及她们的相似与传承关系,其实两者在小说创作的很多方面大不相同。本文拟从人物塑造、社会主题,以及创作特色等几个方面对克里斯蒂和渥特丝进行比较,并探讨她们作品的文学价值。     

赫斯与早期马克思自由观之比较

与对早期的马克思思想的形成起到一定的历史作用的黑格尔、费尔巴哈、甚至鲍威尔等人相比,赫斯对马克思的影响似乎也并非微乎其微。但是,与前者相比,赫斯对马克思的影响则几乎与上述的诸位哲学家的影响几成完全相反的评价:要么认为赫斯对马克思的影响基本没有,要么甚至完全否定赫斯对马克思的影响。随着赫斯著作的相继问世,尤其是《赫斯文集》的发表,赫斯对马克思的影响被越来越多的学者重视。     

马克思与赫斯思想关联的再反思

马克思与赫斯的思想关联存在着友好合作、决裂告别、隔空对话三个时期,以往学界只讨论了马克思与赫斯之间的友好合作和决裂告别两个时期,却完全忽略了二者之间的隔空对话期。在晚年时期,马克思和赫斯分别给予了对方的《物质动力学说》和《资本论》以崇高的礼赞。这说明他们之间的"决裂"并非简单意义上的一次性的彻底决裂,而是经历了"友好—决裂—对话"的发展轨迹。二者早期的决裂究竟是在什么意义上发生的,在决裂的同时有没有保持一致性,在何种意义上具有一致性,这种一致性是不是导致二人在晚年再次相互欣赏的原因,学界对这些问题一直缺乏深入的讨论。事实上,赫斯曾经一度在费尔巴哈的类哲学那里停留而忽略了辩证法的革命意义,而马克思却并没有在费尔巴哈那里过多的停留,这是导致二者在1848年发生所谓"决裂"的原因。赫斯在晚年体会到了辩证法的革命性和科学性,从而挣脱了费尔巴哈的思想束缚,与马克思殊途同归,走向了一种类似于历史唯物主义的道路。这再次说明,历史辩证法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关键,脱离开历史辩证法去抽象地讨论历史唯物主义是一种严重的方法论错误,这一点对于我们反思当代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具有重要的警示作用。     

金钱异化及其罪源——赫斯《论货币的本质》之文本解读

在青年马克思思想革命前夜,赫斯《论货币的本质》的重要影响不可埋没.它以人的类本质即交往关系作为最符合人性的社会性存在之判据,去反观历史与现实存在的人类借助货币而进行的各类交换活动何以会背离人的类本质而走向了其反面,异化的颠倒性与非人性,反衬着利己主义市民社会中的宗教、政法的虚伪性与反动性,而复归人的交往与协作之自然本性,通过斗争与大爱的交错作用,方可通向未来理想的“共产主义”.该理路直接为后来的马克思所吸纳,并成为其对市民社会经济学批判的主要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