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合并仲裁规则的实践与制度构建

目前我国大陆地区已有十二家仲裁机构对合并仲裁进行了规定,也有较多司法实践.但在国家立法层面未对合并仲裁进行相关规定,各仲裁规则之间对合并仲裁的规定存在较大差异,例如关键概念尚未明确、相关程序尚不完善等.此易造成合并仲裁决定对仲裁当事人缺乏约束力,进而导致当事人浪费司法资源.通过对域外仲裁法和各仲裁机构仲裁规则中关于合并仲裁规定的比较,结合我国实践经验与现实需求,未来需在仲裁法中就合意的合并仲裁、限制强制合并仲裁的条件以及合并仲裁程序等问题作出明确规定.     

转型后斯洛文尼亚劳动关系的发展分析

转型后斯洛文尼亚劳动关系体系的发展可以分为三个阶段,这三个阶段的发展体现出政党、工会和雇主组织等利益相关者相互作用的过程.基于利益相关者视角的分析有助于厘清其中社会对话机制面临的挑战以及所发挥的作用.分析表明,在转型初期,社会对话机制在斯洛文尼亚劳动关系发展中发挥了强有力的作用.然而,自金融危机开始,斯洛文尼亚劳动关系体系出现自由主义倾向,社会对话所发挥的作用难以使其社会经济恢复到金融危机前的水平.     

翠屏区:四举措做好疫情期间劳动监察工作

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期间,宜宾市翠屏区人社局在全力参与疫情防控工作的同时,多措并举做好疫情防控期间劳动监察工作,维护社会稳定,构建和谐劳动关系。一是畅通维权渠道。在微信公众号公布举报投诉电话,倡导劳动者通过网络或电话反映权益保障诉求,安排专人在线接听欠薪问题线索,向每一位来电劳动者做好政策解释和处理工作,将"线下"维权转向"线上"开展。疫情防控期间,共计接到企业和劳动者电话咨询50余个,12345咨询维权回复28个。     

论日本的“家”与政治的关系——以“幕藩体制”和“家族国家观”为中心

家作为日本社会的基本组成单位,对日本的政治有深远的影响。本文拟对江户时代建立的"幕藩体制"以及昭和时代的"家族国家观"为中心,试讨论日本的家与政治统治的关系,得出日本的政治统治是以家作为其统治基础,家与日本政治统治紧密相连是日本家的特点。     

我国灰色地带就业的法律反思与规制

我国的建筑业农民工从业、互联网平台就业、超龄就业、家政从业、农村中的雇用等就业形态既不是标准劳动关系就业,也不同于标准的劳务关系就业,而是介于二者之间的模糊地带,属于灰色地带就业。因为缺乏针对性的法律调整,灰色地带就业在司法实践中常被非此即彼地硬性视为具有劳动关系或劳务关系的性质,结果导致劳动者权利保障不足,用人单位用工风险增加。灰色地带就业问题是在我国二元社会的土地保障背景下,劳动立法对就业消极"二元区分"产生的结果。应改变劳动立法的这种二元调整模式,重新考虑就业各方的核心利益和承受力,合理分配风险承担,做到既不失守于劳动关系核心的从属性标准,又适度打破劳动权利、社会保险与劳动关系之间的对应捆绑,并对社会保险作灵活统筹安排,以建立对具体的、个性化劳动者的劳动权利和核心利益的层次化覆盖。     

我国先行调解制度的构建——以强制调解为切入点

新《民事诉讼法》专章规定了民事调解制度,而且"专条"规定了现行调解制度,在有效地与《人民调解法》相衔接的同时,也标志着我国在立法衔接方面迈出了重要的一步.然而这种原则性的规定相对来说比较抽象、概括,不具备实践可操作性.文章界定了先行调解制度的内涵、指明该制度的立法缺陷,并基于此提出了我国现行调解制度的完善构想.     

超越还是悖离——论鲍德里亚对马克思异化思想的“改造”

鲍德里亚揭示了消费社会中商品使用价值的消解、人与物主客关系的颠倒以及符号差异性对整个社会的奴役与控制,对消费异化现象进行了深度解读。无疑,其消费异化思想是对马克思劳动异化思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发展。然而,鲍德里亚却把自己对马克思异化思想的"改造"——这个"改造"既包括对马克思异化思想的外在补充,也涵盖对马克思劳动异化内涵的误读以及对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歪批——看作是自己对马克思的空前超越。殊不知,他已在对马克思实践哲学的悖离中落入了形而上学的陷阱。因此,鲍德里亚最终只能退回到人类社会的最初形态,在象征性交换的虚无之中来寻求真实的关系。     

公司利润强制分配

《法释[2017]16号》第15条规定的强制分配要件不完整、不准确且过于抽象,应予完善与细化。(1)前提:《民法典》第206条明确市场主体有"发展权利",强制公司分配除符合《公司法》第166条,还需有自由现金,以维护公司持续经营发展。(2)主体:上市公司股东亦有不退出公司前提下获取救济的权利,但应设一定限制,避免手段与保护利益间的失衡。股东对公司负有债务不影响其利润分配权,公司可依《民法典》第568条主张抵销。(3)行为与后果:依据《民法典》第132条,将滥用"股东权利"解释为"股东可支配的权利",涵盖股东自任董事、高管滥用管理职权情形;侵害公司财产权需与不分配、象征性分配结合,以别于普通侵权行为。公司累积巨额利润或长期不分配,违反《民法典》第76条规定的公司目的。大股东仍拒绝分配属滥用表决权,且为不当阻止抽象利润分配请求权向完整权转化,可类推《民法典》第159条,视为股东请求分配的条件已成就,小股东受有实际损失。(4)前置程序:为维护公司自治及股东团结,避免持续依赖强制分配,股东须穷尽内部救济。小股东往往只关心分配,与大股东分歧严重,应适用《法释[2019]7号》第5条,注重调解。《公司法》修订时应引入强制分配,并予以完善。     

中西金融大分流的国家信用逻辑

国内外学术界所关注的18世纪中西经济大分流的重要根源之一,在于此前发生的中西金融大分流.13世纪,当面临相同的财政压力时,无论是南宋政府超发的"会子",还是威尼斯政府发行的债券,理论上都是国家向社会发行的信用凭证,本质上均是国家信用的资本化.以国家信用的逻辑而言,南宋纸币体系极易崩溃的根源是国家信用不足,而威尼斯公债体制的稳定运行得益于国家信用之完善.两者之间国家信用的差异更是影响了后来的中西金融大分流,其主要的历史表现就是,英国在国家信用确立并强化的同时率先完成了金融革命,而明清时期的中国在国家信用依然严重不足的情况下注定无法内生出金融革命.由此可见,公债体制或纸币体系只是通往金融革命的不同路径,根本驱动国家实现金融革命与崛起的是保障公债体制或纸币体系稳定运行的国家信用.这一点,对于今天中国经济的发展启示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