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小说三音三义说

古今小说名同而实异,因此,我们既不应以今律古,也不应以古贱今。名实关系是约定俗成的。探讨名实,既可以依实以定名,也可以循名以求实。古"小说"称名之义可从得音中求解。其名称有三音三义:一为"小说"(音shuì),指战国时期不关君国大事的辩说活动;一为"小说"(音yuè),指这种辩说活动产生的言说效果;一为"小说"(音shuō),指与这种辩说活动相关联的文字著述。三者既相互联系,又各有区别。因此,古人在何种意义上使用"小说"之名,应该根据其具体语境所指称的对象来确定,不可一概而论。     

《论语》章句辩说——兼及儒家思想的原则性与灵活性

对儒家经典《论语》的注释、解析与评述,历代著作汗牛充栋,见仁见智。然而多为相似,小有不同。其中有些章句涵义尚需挖掘,如"其为人也孝悌"、"信近于义,言可复也"等。对其进行重新审视,寻出其本真,有助于学术研究的持续发展;有助于充分实现经典著作的社会价值。亦可映出儒家"为政以德"、"执礼"、"行仁"思想的不可动摇的原则性与处理具体问题的"时中"、"事中"的灵活性。     

荀子关于名的逻辑思想及其社会意义

荀子是继孟子之后又一位儒家有重要影响之人物 ,他建立了一个比较完整的正名逻辑思想体系 ,并系统地研究了名、辞和辩说之间的关系。其中名是荀子研究的重心。荀子关于名的逻辑思想可从以下几方面分析 :名的本质 ;名的种类 ;辞、辩说和名的关系。可以说 ,荀子在逻辑方面的成就是不容置疑的 ,但令人可惜的是 ,他并没有大力发展逻辑学说 ,个中原因值得人们深思     

荀子的“辩说”论述及其精神性意涵

通过解读苟子的“辩说”论述可以发现，其经验性格的背后蕴涵着深刻的精神性、宗教性情感。、在儒家信仰受到激烈挑战的时代，苟子特别提出“君子必辩”的要求，不是为了为自己的行为辩护，而是要儒家士人担负起弘道的使命，并将之作为修身进路，在辩说中进行精神修炼，完善儒家人格。     

韩、柳的意趣及其古文走向之辩

韩、柳的意趣表现在众多的方面,韩主儒排佛,柳主儒且认为儒佛同宗,但他们坚执了共同的古文道统;现实生活的,导致他们的自省诉求,古文的兴味虽在儒学,但韩致力于古文之醇,明道不移,柳则从以文明道转化为对以文传世的追求;韩、柳都深于情、不免于以文为戏且好开新,但韩愈为文的浩博之气不同于柳宗元的简古之风,韩愈的好为人师自觉肩负了宣扬古文和古道的责任,柳宗元则缺乏这样的自觉意识,以淡泊人生一度走向山水。     

江西诗派“不问兴致”辩

南宋诗论家严羽曾批评黄庭坚为首的江西诗派“不问兴致”。本文从“兴致”的内蕴、从黄庭坚及江西诗派诸多中坚的有关论说及创作实际出发，进行辨说。作者的结论是：“有兴致，确实是江西诗派的艺术追求。”     

韩愈尊儒的辩说及其儒学思想的建构

韩愈尊儒而好自为辩说,他由孟子推及孔子的尊儒之路崇尚的是儒学的道统。在那儒、释、道并行的时代,韩愈尊儒作为一面思想的旗帜,借助古文得到较多的表现。但在根本上,是力图以仁义为治理天下的方略。所以他猛烈地抨击释、道之学,表现出强盛的气势却只有虚弱的理论。而他儒学思想的建构,以仁义为基石,注重仁义教化和道德的自我完善,在其中寄托了自我的社会理想。     

辩说与治辨：论荀子之“辩”

“辩”是荀子正名思想的重要环节，具有沟通“名”与“事”的作用，然荀子之“辩”无意于构建逻辑体系，展现为“辩说”与“治辨”的统一，是以维护儒家伦理道德与政治理想为目的，具有非常强烈的针对性与现实精神。为了使“辩”更为有序有效，“仁”“礼”“义”等儒家价值规范就成为“辩”必须坚持的原则。荀子之“辩”还呈现为“君子必辩”与“小人勿辩”两个层面，在这种“辩”与“不辩”的两难抉择中，荀子希望通过“辩”诸子之学为“邪说”,儒家思想为正道，从而说服世人摒弃诸子遵从儒家规范，但政治权力作为决定因素的参与，又使荀子之“辩”蒙上独断论色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