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三不要地”到国家口岸:广西边民互市传统的自反性延续

广西防城峒中口岸曾经是被称为"三不要地"的断裂地带,现在已开始建设国家一类口岸,这一过程并非国家单向权力主导,而是边民互市意志形塑的结果。这种互市传统看似背离了历代王朝主观的治边策略,却暗含着与世界的长久联系,呈现出边疆特有的自反性特征,从而揭示了边疆发展的内在决定性作用,在一定程度上始终遵循以边民利益最优化为原则。     

国家政治场景下的边民认同探究——以近代以来中越边境地区云南段为例

中越民族国家的建立,使原本居住于同一区域的有历史渊源的边民群体由于国界线的明确划分而归属于不同的国家.国家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制度对两国边民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使他们各自形成了不同的价值观念、生活方式和国家归属意识.但边民对所属国家的认同总是与具体而实际的民族利益的情感相联结在一起,它不可能离开国家语境而单独发展,这就要求政府在国家制度的设计中充分考虑边民权益的获取和传统表达的机会.     

试论城市化进程中的民族关系--以对临夏市的调查为视点

临夏市作为西北民族地区的一个小城市,在城市化进程中,其民族关系也会受到影响.针对临夏市的实际情况及学术界的研究现状,我们选取临夏市城市化进程中变化较大的几个变量,即民族居住格局的变迁、人口流动的影响、民族通婚的增减以及宗教因素,作为研究重点来衡量城市化进程中的民族关系.在此基础上得出临夏市各民族之间的关系总体上是平等、团结、互助、合作的社会主义新型民族关系,和谐平等的民族关系占据了主导地位的结论,并归纳出城市化进程中临夏市的民族关系具有主从性、敏感性、易发性、历史性、隐蔽性、复杂性等特点,最后提出临夏市各族群众必须解决自身的定位问题,建立临夏市和谐民族关系的良性运转机制.     

春秋时期齐鲁贵族女性通婚探析

春秋时期,齐、鲁为山东地区之大国,通婚成为两国交往的一种常态。虽然通婚女性多与他人私通,但这并未阻断两国继续通婚。分析5次淫乱发现,齐鲁国君对淫乱之态度耐人寻味,究其原因:政治、齐鲁之地东夷遗风、女子从政和社会方面的因此,在多种因素共同推动下,使两国通婚依旧。     

"和谐边疆"建设的一个成功范例——中缅边民大联欢50周年纪念

结合当前中央关于"和谐社会"、"和谐世界"建设的精神,以纪念1956年12月16～17日在芒市举行的"中缅边民大联欢"50周年为契机,对这次大联欢所展现出来的"和谐理念"、"和谐精神"及其对促进中缅友好关系以及中国与周边国家友好关系发展的历史意义进行了分析和回顾,并在此基础上对这种"和谐理念"、"和谐精神"在当前的"和谐社会"、"和谐世界"建设中的积极意义进行了重点阐述;最后对在新形势下如何巩固和发展中缅"胞波情谊",建设中缅"和谐边疆"进行了认真思考.     

婚嫁格局变动与乡村发展——以康村通婚圈为例

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后 ,康村的婚嫁距离急剧缩短 ,通婚区域快速内卷 ,通婚村减少 ,婚入与婚出出现了地域上的不对称性。形成这一局面的原因主要在于工业化、城镇化进程的不同速度打破了改革前的社会均质状态 ,引起了地区及村落发展的不平衡 ,而农村经营方式的转变和初级市场网络的复兴也对婚嫁格局、通婚距离及流向产生了一定影响。这种婚嫁格局的变动将造成婚入与婚出的失衡 ,危及人口素质的提高、村落的发展和人口结构的地域平衡     

滇越边民跨国流动与社会稳定研究——基于国家、地方与边民的视角

血缘关系使滇越边民频交簌往在中越两国边境,影响着国家疆域的巩固和边疆民族社会秩序的稳定。国家安边守土的治国思路,使边民得到惠施的同时,也为边商创造了跨境从商的机会。边商的边境从商行为又为两地边民务工创设下良好环境,进而泛化滇越边民的跨国越境行为,滇越边境的正常社会秩序面临更大挑战。维稳滇越边境关键在于国家、地方和边民三者之间构织起一个有序的会通和并接环境。     

民族的血缘性及其在当代中国的演化

在中国历史和现实中,谈民族无论如何是和血缘分不开的.中国人有认祖归宗的传统,实质上就是一种血缘认同.基于此,我们对民族概念的界定,也应该从实际出发,回归到中国社会一般理解和运用的那种含义,而不必去跟随外来话语莫衷一是.民族具有血缘性,除了一部分真实之外,更大部分是出于认同需要的“血缘拟制”.民族过程的基本倾向之一是民族的血缘性不断下降,而反映这种变化的直观表现就是族际通婚.改革开放是中国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最为深刻的时期,也是中国各民族的血缘性得到最为深刻改造的时期.无论是对照以往的调查资料还是经验观察,都可知当前我国族际婚姻的数量在增多,范围在扩大.族际通婚的增加淡化了各民族自身的血缘性,却增添了各民族之间血缘的联通性.各民族通过族际通婚将自己的血缘扩散到其他民族的过程,也就是中华各民族之间的血缘联系得到更为巩固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