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史的"万邦时代"--兼论先秦时期国家与民族发展的渊源与地理格局

“万邦”一词 ,不仅是先秦时期的学者们论述国家演变的通行观念 ,也是那个时期国家与民族分布格局的真实状况。“万邦”时代的邦国既包括中原地区先进的华夏民族国家集团 ,也涵盖了边远地区“四夷”族的众多小邦国及部落联盟。从历史时期中国的地理范围出发 ,确定“万邦”时代的地位与价值 ,对于先秦时期政治地理与民族地理的研究 ,对深入了解中国古代民族与文化构成的多元性与复杂性 ,以及探索历史时期中国国家与民族发展规律 ,都具有深远的意义。     

负面清单的由来与意义

正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实行统一的市场准入制度,在制定负面清单基础上,各类市场主体可依法平等进入清单之外领域"。同时,全会又提出要"探索对外商投资实行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的管理模式"。也就是说,全会提出了两个负面清单,前者是针对内资各类市场主体的,后者是针对外商投资的。目前,上海自贸区经授权率先对外商投资实行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的管理模式进行了探索,并公布了负面清单;     

中国文明与国家起源研究中的理论探索(续)

文明和国家起源的问题既是考古学的实践问题,也是理论问题。因而理论上的推进和创新是至关重要的。笔者对于文明与国家的概念、标志,中国早期文明与国家形成的时间与空间,中国文明起源的过程与路径,中国文明与国家起源的机制等问题,梳理了学术界已有理论观点中的贡献与局限,也阐述了笔者自己近20年来所进行的有关的理论探索。     

思想统制与思想自由——1930年代舆论界的自由论述

1930年代国民党借口国难限制新闻舆论，1935年通过的《新出版法》即是显例。在此背景下，舆论界就舆论如何成立进行了积极的讨论。1934年底汪蒋的通电，又引起国内有关“自由”的激烈讨论，胡适等人试图对“自由主义”的内涵进行阐发，而遭到张佛泉的强烈反对。     

文明与国家起源的“聚落三形态演进”说和“邦国—王国—帝国”说

对于中国文明与国家起源的研究,笔者针对酋邦理论和"博物馆清单"式的文明观等方面的局限性,提出将聚落考古学与社会形态学相结合而提出文明与国家起源途径的"聚落三形态演进"说和"邦国—王国—帝国"说。这一理论体系虽已在考古学界和上古史学界产生一些影响,但也需要进一步完善和深化。本文即本着深化和完善的目的而对它做出进一步阐述和概括。     

先秦儒家邦交思想摭要

先秦儒家邦交思想主要有以下方面:以“和而不同”为基本准则,主张“以他平他”,反对“以同裨同”;以“协和万邦”为价值目标,要求“表正万邦”、亲善近邻、尊重小国、救助贫弱;以“止戈为武”为政策理念,强调“国之安危在兵”,但力主“不以兵强天下”;以“以正为本”为攻伐救守的行为范式,提出了“惟义为可”、“惟民所止”、“惟道是则”等基本主张。     

礼制探源的相关理论探讨及龙山时期的礼制问题

探讨礼制,要满足礼制形成的考古学判断标准及条件,应注意结合礼制的物化形式和社会政治作综合分析,尤其要注意礼仪的制度化问题。新石器时代晚期及考古学上的龙山时代,在一些高度分层的政治体系内,礼制已经形成,具有区域性、多元性特征,但礼也在交流融合中逐渐系统化、规范化,成为邦国或邦国联合政体的公共礼仪。龙山时期,周边礼乐元素逐渐向中原汇聚,经过中原地区的扬弃、融合与创新,为后来中原王朝的礼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中古晚期和近代早期德意志城市的困境及其对策

中世纪的德意志存在着自由城市、帝国城市和领地城市。在１５—１６世纪，德意志的城市面临严重的危机，内部分化严重，市民之间的冲突加剧，城市的外部生存环境也更加恶化。为维护自己的生存，德意志的城市主要采取了与王权结盟、走瑞士联邦道路、与宗教信仰相同的诸侯结盟、在帝国新体制中寻求安全与发展的道路。     

吐蕃治下的“吐谷浑邦国”初探

吐谷浑于公元 3 2 9年在青藏高原立国 ,至 6 6 3年 (唐龙朔三年 )国灭 ,共 3 4 4年。灭国后的吐谷浑有其独特的历史蕴涵 ,值得加以研讨。本文从灭国后的吐谷浑与吐蕃的关系、“吐谷浑邦国”的政治中心及疆界、“吐谷浑邦国”的经济、吐谷浑民族的传统文化、吐蕃对“吐谷浑邦国”的控制等五个方面初步探讨了吐蕃统治下的“吐谷浑邦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