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诗郑笺》君权思想发微

《毛诗郑笺》是郑玄为《毛诗》所作的一部解释性著作。在这部经注中，郑玄围绕君权思想表达了他的政治关怀。这包括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在君权的合法性问题上，他沿袭了董仲舒以来君权神授的观点，但是却以君德作为唯一的评判标准，这使他的学说带有革命性的一面；二是摒弃以阳尊阴卑来强化臣对君的片面服从的观念，而回归到先秦儒家的君臣以义合的君臣相对待关系，并且极大地丰富了它的内涵，将之具体化、情感化与友朋化了；三是在选官任人上，他主张明王不绝弃故旧功臣及其子孙、任人不求备，这样既发挥了选官的激励功能，又强调以德为基；四是关注后宫建设，从齐家及君权的运行角度而赋予后妃权力。此类关于君权政治的系统性学说是儒家非常欠缺的。     

新发现的北魏郑道昭刻石及相关问题探讨

郑道昭是北魏时期著名的书法家。山东省莱州市“云峰刻石”中的“九仙题刻”是研究郑道昭晚年的书法艺术和思想的珍贵资料。但千百年来 ,所能见到的有关资料及现存的刻石仅有“五仙”题刻 ,其他“四仙”题刻既未见记载也未见实物 ,甚至有人对是否有“九仙”题刻提出了质疑。新发现的“四仙”题刻 ,使“九仙”题刻趋于完整 ,解决了“云峰刻石”研究中的一个颇有疑义的重大问题 ,并为研究郑道昭晚年的书法艺术和“爱仙乐道”之风的道家思想倾向提供了新的资料。     

春秋时期郑、宋、卫世族政治的历史变迁

春秋时期，郑、宋、卫三国基本上是因循旧制，任用公族执政。但由于历史传统、现实国情不同，三国的世族政治亦表现出了不同的特色。郑国世族形成较晚，“七穆”兴起后，郑国形成了卿大夫执政制，诸卿互相制衡、联合执政，使郑国国内保持了相对的稳定。宋国政治的特点是君权较强，政权下移较缓，君权在与卿权的斗争中稍占上风。直至春秋末期，宋国政权才完全落入“戴氏”的手中。卫国在春秋早期社会矛盾的焦点是公室内部争夺君位的斗争。春秋中叶，卫国的世族势力壮大，公室与卿大夫之间的矛盾开始激化。春秋晚期，卫国君位争夺与君卿斗争互相交织，内乱频仍。南氏乘机崛起，并在战国时夺取了政权。尽管春秋时期郑、宋、卫的政治各具特色，但其总的发展趋势是相同的，即经过公室与世族、世族之间的激烈斗争，列国最终均出现了“礼乐征伐自大夫出”的政治局面。     

王安石《礼记》学探论

郑玄、孔颖达秉承注不破经、疏不破注的原则,有时表现出迷信经书的特点,把经书的一些理想化记载当做事实看待。王安石则对这些理想化的记载进行重新审视和拷问,并提出自己的新见。王安石在驳斥郑注孔疏并阐述己见时,根据对字的训释及其它文献的记载,并讲求义理的推求,力图用自己的主观判断来把握圣人的言外大意。王安石在训释《礼记》时使用了"先王"一词,并明显地体现出他有尊崇周公和周礼的倾向。     

无愧苍天不负民——郑州市金水区郑东新区征地拆迁安置工作纪实

这是令人难以置信的奇迹。2005年初，金水区委、区政府按照郑州市委、市政府下达的拆迁安置任务。从2005年3月17日正式动迁到4月30日．短短的45天时间就完成了对起步区内10个行政村、16个自然村、4383户居民、121万平方米农民住宅的整体拆迁，17800余人进入过渡。征地拆迁规模之大、涉及范围之广．在河南省城建史上是空前的．即使在全国也是仅见的。     

论城市功能演进与产业迁移:日本京滨工业区经验与启示

城市功能演化与产业迁移联动,是探讨区域经济一体化的重要课题。在近代东京产业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了制造业和重化工业集聚的态势。随着新兴工业化发展,传统制造业及重化工业又逐渐迁出东京中心地区,迁移至京滨工业区及周边地区,东京市内则仅剩下高端服务业、精密机械、奢侈品生产、出版印刷等主要产业。由于科技创新能力的提高,京滨工业区成为东京首都圈产业研发中心,并随着R&D溢出效应再次将科技创新产业扩散,从而使京滨工业区产业研发功能得到强化。为了充分借鉴京滨工业区建设的成功经验,在郑汴一体化产业布局规划过程中,我们既要重视对城市功能演进规律的探讨,又要注重对产业迁移方式及影响因素的分析。在郑汴一体化产业布局过程中,要加强科技创新产业的辐射带动作用,通过R&D溢出辐射周边,带动中原经济区科技产业的发展,从而提高整个中原经济区的综合竞争能力。     

《毛传》《郑笺》的训释差异与《诗经》的文本异同——以《诗经》“逑”“仇”为例

《毛传》和《郑笺》的训释常常有异。关于差异之由，前人多归因于郑玄据三家之说易毛。但现有研究已指出旧所谓之三家学说多有不可靠处，促使从新的角度思考差异之因。以毛郑对《诗经》中“逑”“仇”二字的训释为例，全面考察传世与出土材料，梳理“逑”“仇”的形义从先秦至汉代的发展历程，可知毛郑异解实是缘于所据《诗经》文本不同所致，并受到了“逑”“仇”常用义项变化的影响。     

中原经济区背景下郑汴产业的分工与对接

《国务院关于支持河南省加快建设中原经济区的指导意见》的出台,为郑汴一体化提供了新的发展契机,国际国内产业转移加快了郑汴一体化的进程。工业中各行业的静态和动态集聚指数分析表明,郑州和开封是实施一体化的理想区域:1.无论是从历史上还是从现实来看,郑汴两地更多地体现的是一种区域分工关系,而不是竞争关系。2.在一体化发展过程中,郑汴集聚的非优势产业和优势产业,是两地快速成长的产业,在产业内和产业间会形成规模经济-分工。3.郑汴产业对接不是单方向的开封对接郑州,而是存在着郑州对接开封、开封对接郑州和郑汴相互对接等三个层面。4.郑汴一体化使两地所获得的利益并不对等,郑州汲取了郑汴一体化的大部分利益,而开封有进一步被"空心化",进而沦落为落后产能承接地的危险。     

郑证因与中国现代武侠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兼与麦尔维尔的《白鲸》相比较

郑证因作于1941年的武侠小说《鹰爪王》,以宏大篇幅叙述单线故事,以"恩仇结"与"群英会"为纵、横结构线索,将情节叙事和文化叙事交织起来,形成了繁复与简约的良好结合,开拓了中国现代武侠小说叙事模式的新境界,对古龙、张艺谋等都有影响.这种风格,与麦尔维尔的《白鲸》有异曲同工之处,都可以为当下小说创作提供借鉴.     

重树经学典范：曹元弼“郑注配经”的思想要义

百年来中国人文学术与哲学思想的发展,在研究内容、态度、方法上均不断变化,在接受的同时亦自我调整。20世纪60、70年代“范式转移”的研究观念论开始大行其道,亦渗透进近40年来中国学术各类之中,与“新变”一词语义互参,成为当下学术思路不断求新求变的集体风尚,形成集中一偏的思想困局。相对于集大成式的学术高度的追求,无疑是背道而驰。以客观态度审视学术研究主体性的范式观念,本来早存在于中国经学的传统之中,透过范式的“会通”构成强大的学术人格魅力,以顶天立地的文化精神为时代缔构正面的建设力量,从而体现集体幸福的愿望,形成“立”的精神动力,与“范式转移”所导致的“破”,实在是两副照面。因此特别彰显民国时代以来,在学制“废经”而学术全面西化的时代情景中,于学制外所存在坚持不懈的终身治经之士如曹元弼,其全力重建经学的典范价值,坚持树立中国文化的恒常属性,重建中国文化的高尚情操。正视曹元弼“范式重建”的意义,无疑能增强社会上有所“立”的正面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