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古为是：钱大昕与“古学”群体的形成、实践及理念

惠栋汉学的核心价值是"以古为是",其与相关的信仰和技术系统,共同构成了乾嘉考据学最初的"范式"。这一"范式"对钱大昕、王鸣盛等人的影响至深至远,使之得以迅速地进入到考据学的天地之中。不过,"古学"依旧是当时最主要的称名,并产生了广义和狭义的分化,其中狭义的"古学"即专指汉学而言。而乾隆十九年(1754)的进士考试,不但促成了王鸣盛、钱大昕、纪昀等考据学者的聚集,还推动了"古学"群体的形成。众人随即展开了诸多的学术实践,并共同承担起《五礼通考》的编撰任务。这一系列的事件,意味着考据学即将由边缘走向中央,并逐步取代理学,而成为主流的学术形态。     

试论钱大昕的考据思想与学术地位

钱大昕的学术具有明显的开创性和兼擅经史的特点。乾嘉后学对他的极高评价证明他作为＂时间差＂标志点的合理性。另外不可忽视的是,钱大昕一生的学术实践与苏州紫阳书院关系密切,紫阳书院决定了钱大昕的学术立场,同时钱大昕的治学成就也标志着乾嘉时代学院风气从心学到汉学的转变完成。     

钱大昕对历代小学经典的考论

作为清代乾嘉学派的重要代表人物,钱大昕考论、研究的范围非常广泛,这其中就包括历代小学经典。钱氏对多部小学经典有所关注,或考察其著述体例,或论证其作者及成书年代,或分析其性质和价值,语多精谛,颇有创获,且为学术界所广泛认同,值得我们高度重视。     

钱大昕致毕沅书札

此信是钱大昕收到毕沅分俸赠款后的答谢函。内容涉及钱竹初招修鄞邑志事 ,并向时在毕沅幕府的邵晋涵、孙星衍、洪亮吉诸人致意。     

论钱大昕的儒者品格

钱大昕是杰出的经学家和史学家,他力排“二氏”,专主儒学,深受儒家思想的浸染,形成了教人为善、立言不朽、修身修己等独特的儒者品格,这些品格是他为官、治学、做人的推动力和价值标准。钱大昕对儒学的专一来自于其治学、家庭、时代以及儒家思想文化主导地位的影响。     

钱大昕佚文及"地"字古音考

国家图书馆文津阁所存臧庸《拜经堂集》中收录清朝乾嘉时代经学大师钱大昕的一则书信,未见于目前已出版的钱大昕的各种文集中。书信篇幅虽短,但其中涉及到很多有价值的内容,包括钱大昕与臧庸等人的交游过程以及钱大昕关于"地"字上古音归部问题的观点等等。其中,钱氏关于"地"字古音归部问题的看法集中体现了他考求上古韵部的原则和方法,值得后人借鉴。     

钱大昕"实事求是"学术思想的内涵与特征

在钱大昕"实事求是"的学术思想中,有些集中体现了乾嘉学术的基本特征,如反对空谈,崇尚务实,重事实,重考据等;有些则具有针砭时代学风的批判意识,如破除门户,不执一见,反对因仍剽窃,尊重前人成果,揆诸时势,知人论世等,都具有深刻的理论意义和思想价值。但是不可否认,这种"实事求是"的学术思想也有过分强调实证而反对理论分析的局限性。     

钱大昕对乾嘉士风与学风的批判

钱大昕对乾嘉时期扭曲的士风和学风给予了极大关注。他指出:当时士人求财逐利,不讲士、儒之道,丧失志节,无法引领社会风气向善;师生之间的关系变成了"利"与"势"的交换关系,丧失了传道、授业、解惑的本质;文人士子之间相互轻贱,不能真正讨论问题,学风浮躁;士人没有真才实学,只会背诵前贤成句,剽窃他人言论,学风败坏。他认为造成士风和学风败坏的原因有三:一是宋明以来空谈性理学风的影响;二是科举取士的弊端;三是文字狱的压制。针对这种情况,钱大昕彰扬"以名为教",树立士人的羞耻之心和社会责任感;提倡实学,且身体力行,用自己的人格与学识来影响士风、学风,以期扭转士习之弊。     

顾炎武与浙西史学

中国史学的近代转型 ,始于明清之际。由黄宗羲开创的注重人文价值的浙东史学和由顾炎武开创的注重科学实证的浙西史学 ,分别代表了传统史学近代转型的两种思想进路 ,而浙西史学与同时期兴起的西方近代实证主义史学更具有本质上相通的可比性。从顾炎武对“六经皆史”的史事论证 ,到钱大昕论“《尚书》《春秋》实为史学之权舆” ,反映了中国学术从经学独尊向着建立以史学统摄经学的近代历史科学转型的趋向 ;从顾炎武拒斥“《春秋》笔削大义微言” ,到王鸣盛、赵翼、钱大昕对“《春秋》笔法”和“宋儒法戒”的全面批判 ,确立了以求真为史学之最高宗旨和作为近代历史科学之本质特征的价值中立原则。更为重要的是 ,浙西史学三大家继承了顾炎武“引古筹今”的史学思想 ,在为历史上的改革运动翻案、批判文字狱的专制暴政、阐发具有初步民主色彩的政治思想诸方面 ,不仅思想锋芒更为尖锐 ,而且在学理上亦有所发展和深化。20世纪以来流行的贬低乾嘉史学的观点乃是不合乎历史实际的偏见。     

辽朝在不同时期设立的“中京”及其相关问题探讨

历史上，辽朝曾经设立了两个“中京”，即镇州和后来的中京大定府。镇州成为中京不久之后，即再度落入中原王朝之手，时间仅隔数日。圣宗统和二十四年中京大定府建成以后，在事实上基本取代了上京临潢府的首都地位，成为辽朝中后期最重要的都城之一。然而，在镇州早已易手，大定尚未建成之时，辽朝曾设立过中京留守司，并任命室昉为中京留守。对此，清儒钱大昕认为“中京”为“南京”之误，此说可备一查，但未必是其真正的原因。本文将就此展开讨论，并提出一些自己的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