爼豆与军旅非二事:阳明学人的用兵实践与工夫修炼

与传统儒学反对武力和战争的态度有异，王阳明及其后学中的用兵者愈发强调兵将的重要性。其军事实践的最大特点是从工夫论的角度融摄兵学。孟子所言“不动心”与“养气”等不仅是文士的修身工夫，亦是兵将必备的心理品质。危险的兵事处境成为一个特殊的修身场域，提升了阳明等人的为学进境。阳明学人的用兵实践是阳明学“事上磨练”之工夫论旨趣的一个生动呈现，既彰显出儒学工夫论的实地用功的特质，又是对传统兵学的拓展。     

左派王学:出世信仰的彰显与入世智慧的尴尬

心学左派在晚明演变过程中异化为一种宗教或准宗教形式,儒家传统经邦济民的入世智慧因心学"良知"消解而体无完肤.无论是王畿的先天正心之学,还是泰州学派后期的居士佛学,都表明晚明心学发展到只有靠信仰才能延续的地步.宗教信仰的彰显对儒家入世智慧的侵蚀应该引起后人理性的反思.     

中国近代心学被定格为“形而中学”之理路

近代以降,王学再度复兴于救亡图存的时代主题中,其意志主义倾向严重损毁了心学传统的理性向度。在西学强势的持续冲击下,现代新儒家之主流力图以会通中西的方式重建心学传统的形上学体系。徐复观从中西哲学之不同路径出发．以“形而中者谓之心”的命题消解了心学传统近代衍化中的本体论致思方向。     

六经注我,我注六经--简述陆九渊的经学思想

南宋心学创始人陆九渊对传统经学采取尊重与怀疑的辩证态度,这是由他立学的宗旨和问学的态度决定的。他主张自立、自得、独立思考、大胆疑问,也因此形成了“六经注我,我注六经”的精神,创立了心学一系。象山经学可说是传统经学的心学化。其心学开一代学风,对推动中国学术的向前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和价值。     

作为现象学的阳明学如何可能

以现象学改造阳明心学,须坚持胡塞尔现象学回到“原初给予的直观”这一根本原则。此一原则在中国哲学中具体落实为以“本体”概念为核心的“原生现象”。一切在原生现象基础上流变而来次生现象,亦必须“还原”到原生现象这种“原初给予的直观”中予以重新理解。依此理解路径,阳明心学中“良知”的真实内涵也就须统摄于“本体”之中,而耿宁所并列划分的良知三义说亦需要进行重新理解与厘定。将良知第一义的“向善”禀赋与第二义的善恶分别意识还原收摄到“良知本体”中来,将经验意义上的良知现象学提升为先验意义上的良知现象学,不失为阳明学现象学化进程中的一条可能通道。     

朱子学与日本近世儒学的一元论倾向

儒学自传入日本后一直从属于神道或佛教思想,没有获得独立的地位。至江户时代,朱子学才因其思想本身固有的政治功用性而得到德川幕府的扶持,在江户日本迅速兴起并形成了诸多派别。同一时期日本还出现了阳明学、古学等与朱子学对抗的思潮。日本的朱子学各派在本体论上大都继承了朱熹"理先气后"的"主理"倾向,而反朱子学则或是坚持"气一元"论或是坚持以"心"为本体的哲学立场。整体来看,日本近世儒学各派在本体论思想上都体现了继承自宋明理学中源自佛、道的重视整体、具有内在超越性的一元论倾向。这一特征在之后的明治时期同德国观念论结合在一起形成了日本哲学的唯心主义传统。     

阳明心学

王阳明在继承思孟学派的＂尽心＂、＂良知＂和陆九渊的＂心即理＂等学说的基础上,批判地吸收了朱熹那种超感性的先验范畴的＂理＂为本体学说,创立了王学,或称阳明心学。     

李光地对陆王心学格致论的融摄

"格物致知"的概念出自《大学》。在唐宋儒学复兴的背景下,"格物致知"经过宋代二程、朱熹等理学家的发掘与阐释,被赋予了新的意义和内涵,成为宋明理学认识论、工夫论与政治理论的核心概念和基本议题。而李光地作为清初重要的朱子学者和朱学领袖,格致论既构成了其理学思想中富有特色与创造性的一部分,亦是其融摄陆王心学的主要方面与典型表现之一。在对"格物致知"文义的解释上,李光地受到陆九渊特别是王艮的影响,偏重以知本、知性明善言格致。在对格物致知内涵和方法的理解与诠释上,李光地着重突出了格物的道德属性与伦理优先性,相对抑制了对于客观事物之理的关注,从而缩小了格物的范围,减弱了格物的知识性与认识论意义。同时,他还肯定了王阳明恢复《大学》古本的主张,并提出"《大学》之宗,归于诚意"的观点。由此可见李光地对陆王心学的融摄是深刻、系统且多方面的,是基于自己的理解、体悟而做出的批判性吸收与折中,而这正是其建构自身理学思想体系的基本方式。     

修养论意义下禅学的“明心见性”与心学的“知行合一”

心学与禅学的学理唯有在修养论中才能统一,脱离了修养论而对心学和禅学进行解读是片面的。心学和禅学从一个相同的"心"出发,面对不同的人和现实采取了不同的修养方式。这种不同的修养方式所要达到的仍然是一致的人自身。这种人的自身追求可以作为解决当代社会的分化问题的一个方法。     

心理暗示--王阳明心学的方法论

王阳明心学体系的魅力和灵魂正是其对心理暗示的应用,它一反朱熹“格物穷理”的方法,运用心理暗示的手段,构建他的“心为本体”的哲学理论,企图从根本上变道德修为的外在强加为内在的心理自觉,进而达到“知行合一”的理想境界。心理暗示在王阳明的心学体系中具有方法论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