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社会腐败成因研究

天道社会亡于无效率,人道社会亡于贪欲。纵观我国古代政权,其大多因反贪腐而兴,也皆因贪腐而亡。治贪若不改道则无效,但改道则意味着社会利益格局的重新划分,其难不啻于上青天。从这一点看,清高宗那个"不败露则苟免,既败露则应问"的反贪腐方针就是中国古代封建社会反贪腐的墓志铭。     

清代前中期淮盐商的粮食捐输

在清代长江下游地区的粮食保障体系中,淮盐商人从汉口、江西返程时运销粮食,作用十分重要,也是摊低销盐成本的重要环节.然而,清政府遏制盐商运销粮食获利,在坚持固定低盐价政策不变的同时,屡屡以优先保障下游地区粮食安全和公益性等口实,发动盐商捐输粮食,使得商人无法从食盐销售中取偿过度的粮食捐输负担.清政府的举措既有“重农抑商”轻视商人正当利益的思维,也有片面追求压低粮价的目的.同时历来存在的与盐政相关的陋规索需严重,腐败官员往往借用发动商人捐粮的名义,对商人进行盘剥,加上清朝在处理盐政陋规方面效果有限,导致粮食捐输和陋规不断增多,最终使得利薄的淮盐商走向衰败.     

试探清朝前期督抚的陋规收入

官吏的贪污腐败是封建社会的一大顽症,几乎无世不有,即使像承载着过多荣耀的“康雍乾盛世”也未能切掉这块像癌一样的毒瘤。官吏们通过“陋规”把贪污发挥到了有组织、成网络、成规模、几乎无孔不入的程度。从中央到地方,大官大贪,小官小贪,清史学界对此颇多论及,但对于此时的地方最高长官———督抚的“陋规”收入及其名目却未做过全面、系统的论述。     

明清州县官的政治经济待遇

决定行政地位的主要因素大体来自两方面 :一是行政级别的高低 ,二是行政权力的轻重。政治经济待遇应该是与行政级别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这些在典章制度中有明文规定 ,如职掌、品级、俸禄、官服、礼仪、导从、住居等 ,望之则一目了然 ,是一种容易看到而且便于区分高低贵贱的表现形式。政治经济待遇本来是应该与行政级别成正比的 ,国家也运用一定的法律手段以保证两者的一致。但是在中国古代 ,经济收入与政治权力是密不可分的。因此不能只从表面上来看经济待遇 ,而是要看政治权力的大小。分析政治权力与经济收入的关系 ,乃是深入理解明清州县政治体制的一个重要方面     

论激励型廉政政策的范畴与影响——以“耗羡养廉”为例

廉政政策按照行为导向可以分为约束型与激励型两类,我国古代发达的监察制度使得约束型廉政政策成为腐败治理的主要手段。明初的重典治吏表明,约束型廉政政策可以快速打击腐败,但超出必要限度的严刑峻法会产生反腐边际效应递减,需要导入激励型廉政政策矫正负外部性。以往激励型廉政政策多因陷入道德渊薮而效果不彰,雍正朝的“耗羡养廉”是技术范畴内的激励型廉政政策,通过裁汰陋规、禁止捐俸、限制耗羡用途等手段降低了治理成本,增加了社会总福利。实施激励型廉政政策是反腐败标本兼治、巩固治理成果的重要方向,“耗羡养廉”所展现的熟悉下情、不图虚功、因地制宜以及灵活施策等优势,为当今一体推进“三不腐”提供了可创造性转化的历史经验。     

“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始于何时

"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的的确确出现在宋朝,在明朝的话本中也有出现。句中的"清",是"清廉"的"清",不能理解为"清朝"的"清"。此谚又作"一任清知府,十万雪花银",原特指知府的陋规收入甚多,后来泛指地方官或一般官员敛财贪赃。"清知府"即清廉的知府。此谚的原意是:即使是不贪赃枉法的清廉知府,一任三年下来,所应有的各项陋规     

清朝前期督、抚陋规收入的用途

清朝前期,各省督、抚衙门每年有万两左右的、因公所致的不能入正项销算的公务开支。于是,其陋规收入弥补了这些开支缺口。官吏们便以此为借口更加冠冕堂皇地贪取陋规。除去公务支出的少部分,其余绝大部分的陋规收入都落入了官员自家的腰包。当朝统治者试图从解决公务开支缺口入手,给官吏与公私费用相当的薪俸——养廉银——来治理陋规问题,结果却是养廉银尽入私囊,而复私收陋规如故。     

无讼的“理由”——来自传统社会官员对诉讼成本的社会考量

作为官方对王权主义秩序情结极致性的向往与表达,传统无讼思想承受着来自社会各层面的考量.对官员来说,王权主义秩序的高压、行政课规的繁苛与紧逼、官员自身行政智资的阙如及其执政应对力的不足,加之陋规的泛滥,诸此种种对官民自身生存之力的考量因素,不仅共同滋生了无讼思想在全社会的弥散性与公信力,而且促成人们在秩序规则二元化的语境中讨论解决法律规避的惯例.     

林则徐也收“陋规”

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趋避之是林则徐的名联,他也确实如此身体力行了,因此被后人铭记。但这样的好官收不收贿赂呢?道光二十六年(1846年),林则徐任陕西巡抚(一把手)。据陕西督粮道张集馨记载,那一年由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