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史论战的先声——《新生命》杂志对中国社会结构的探讨

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新生命》杂志作者群体围绕着中国社会结构进行过一场讨论,可以视之为其后中国社会史论战的先导。这次讨论最大的特点,是关注中国社会及其社会史的特殊性,而不是共同性;所用的方法是社会学的方法,包括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学。在探讨中国社会结构问题时,《新生命》杂志是一份既非反对唯物史观,也不是完全意义上坚持唯物史观的刊物。     

陶希圣：从点滴看潮流

不找职业 民国十二年之冬,我由安庆搭招商局轮船,到汉口,转黄冈仓埠镇老家。我不接受安徽法政专门学校的续聘,又不寻觅新的职业,也就闲散下来了。     

陶希圣与《食货半月刊》

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是中国近代史学的重要变动时期.陶希圣在北京"非考据不足以言学术"的气氛中,鉴于社会史论战理论之争的空泛,在学术上调整思路,整装重发,创办<食货半月刊>[1],潜心收集史料,致力于中国经济社会史的研究,在1930年代的中国史学界异军突起.但这一中国近代史学颇具意义的学术史却因诸种原因未被充分认识.     

社会构造与乡村建设:论20世纪二三十年代陶希圣的乡村建设思想

陶希圣把"解剖中国社会"与"中国社会史的决算"作为认识和解决中国问题的前提,通过对中国社会性质和社会构造的机理分析来探寻中国乡村农民、农业与农村空前危机的根源。基于国民党改组派的政治诉求,陶希圣主张回归国民党一大精神,坚持孙中山民生主义导向的建设思路,在现代中国革命的视野下谋划土地问题、农民问题的解决,唤起民众创造新社会、反对帝国主义的力量。与同时代的社会思想家和乡村建设实践者不同,陶希圣致力于揭示中国土地、农民和农村问题背后的社会关系,从生产关系角度缕析农民和农业问题折射的都市与乡村、土地资本与生产资本、土地所有与使用、农民与商人资本之间的关系。     

一路之隔，两家悲欢——忆马寅初先生

我至今清楚地记得,母亲（陶琴薰,陶希圣之女）在历数她在西南联大和中央大学听过课的名教授时,不止一次提到过马寅初先生的名字,而且对马老表示极度的尊敬,对他后来几十年受到的不公平待遇非常愤慨。马寅初的女公子马仰兰曾在重庆中央大学跟母亲同班,后来又同事。     

“公竟渡河”之悲剧——陶希圣从政之痛

在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知识分子大规模介入现实政治,虽与国势阽危、救亡图存这一特殊背景有关,却也反映出当时的＂知识群体＂,＂他们以一种特有的敏感体验到自己祖国的命运＂（雷蒙&#183;阿隆语），抱有传统的“吾曹不出如苍生何”以及“舍我其谁”的救世心态。陶希圣是被最高当局亦即蒋介石直接选中的。尽管当时感到“很惶恐”，却又不得不作出“顾此失彼”的一个选择。     

陶希圣与《中国之命运》新解

教授出身的陶希圣私下与友人说过：“明知有伤手之虞。亦唯有尽心悉力捉刀以为之。”脚踏虚空。仍要前行，这也是政治乱世文人从政的不得已。     

食货派的崛起原因探析

致力于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的食货派在20世纪30年代中期迅速崛起并非偶然。中国社会史论战之后特定的学术环境为食货派崛起提供了历史的机缘。从学派外部看,世界的学术大背景和国内的学术条件适宜食货派的发展;从学派内部看,以师长为奠基人和以高质量弟子为核心的研究团体容易迅速形成强大的内聚力。食货派崛起的原因主要在于以下几方面:一是食货派对社会史论战的独特思考;二是受中外史学交流的影响;三是北平良好的学术环境的助益;四是陶希圣突出的学术组织才能及学派成员间的强大凝聚力。     

叶公超先生在西南联大

陶希圣先生这样评价叶公超：“文学的气度，哲学的人生，国士的风骨，才士的手笔。”叶公超和同时代无数杰出的知识分子把酒言交，谈诗论文，虽然自己从来不记日记，但却在胡适、吴宓、朱自清、浦江清、柳无忌……的日记中留下生命的踪迹。     

被压迫的知识：抗战时期知识分子的话语景观

考察知识分子在抗战时期的话语呈现,是全面深入开展民国知识分子研究的重要维度。论文以陶希圣为例,分析抗战时期知识分子在国家、阶级与启蒙等场域的互动与交融。在这场民族救亡中,知识分子的专业训练和知识素养显然已褪去了人文主义的核心理念,而走向注重外在形式的显现。知识以一种似是而非的形态,包裹着权力和意识形态,成为被压抑的知识,异化为工具理性的知识。知识分子游离于权力,被权力挤压和形塑,造成身份的认同危机。因此,重提知识分子"专业主义",对平衡社会发展十分必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