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代交替视野下的明代“北虏”问题

无论是在世界史还是在东亚史上,16世纪都是一个重要的时代。正是在这时,明朝深为"北虏南倭"问题所困扰。学界以往对明代"北虏"问题的解释框架,基本上局限于传统的游牧民族与农耕民族冲突史及明蒙关系史。在与其相提并论的"南倭"问题得到新的解释并被置于一个更广阔的海洋贸易史框架后,对"北虏"问题的认识变化依然不大。事实上,在长城沿线发生的、以明朝和蒙古为主角的一系列事件,同样是全球史时代变化的组成部分。这使我们认识到,"内陆史视角"的观察与思考应成为传统的"海洋史视角"的重要补充。     

论刑法的生成——以刑法规范的正当性为中心

对犯罪危害性的切身感受和保持社会共同体的稳定与自由,既是刑法规范生成的动力也是根据.社会共同体代表者的和议与其他成员的认同是刑法规范诞生与传承的主要方式.而刑法规范生成的国家机制和民间机制则具体表现为规范与认知两种形式.同时,刑法规范的效能检测并非一定在刑法规范生成之后,规制与指导效用往往在刑法规范生成之际就应该有所体现.     

论岳飞之死

岳飞死于“莫须有”的罪名，而这一罪名是如何罗织、如何强加在岳飞头上的？岳飞被害的真正原因又是什么？谁是“风波亭冤案”的元凶？秦桧在这一冤案中起了什么作用？岳飞自身是否有值得反思处？本文对上述问题作了详尽的探讨。     

明代隆庆时期与右翼蒙古的通贡互市及其意义

明代隆庆五年（1571年），明朝政府与右翼蒙古首领俺答汗达成了著名的“隆庆和议”，自此结束了明初以来长达两百多年的对争局面。之后双方的“通贡互市”，更进一步促进和发展了蒙汉两族人民的经济与文化交流，在蒙汉关系发展史上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     

论明神宗与援朝御倭战争

16世纪末发生在明、朝、日之间的援朝御倭战争是东亚朝贡体制下的重要事件,对明、朝、日三国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战争过程中,明神宗的决策是战争取得胜利的重要因素,而其在战争、议和之间立场的摇摆不定与他的外交理念、对形势的把握、个人性格特征是分不开的;战争进一步恶化了明朝的政治经济形势,但对明神宗的作用应该加以肯定。     

“五族共和”宪政实践新论

孙中山与南京临时政府虽然提出五族共和主张,但南京临时政府的存续时间本就很短,倒是继之的北洋政府,在民族治理和相关宪政制度架构上基本采取了“五族共和”的完政政策;而辛亥革命后南北和议清帝退住,虽然以前常被认为是资产阶级革命不彻底性的体现,但在当时对于维护国家统一、民族团结、边疆安定,起到了相当的积极作用,且更是五族共同缔造共和的最生动彰显。因此,梳理五族共和的宪政实践,南北和议与北洋政府时期的相关完政努力均不容忽视。     

论"隆兴和议"前后南宋主战派阵营的分化与重构

南宋高宗时期 ,出现了主战与主和两派势力。两者观点鲜明 ,彼此对立 ,形成了明显的两大阵营。隆兴和议前后 ,又逐渐从主战派内部分化、重构出一个新的介于战、和之间的派别———主守派。从此改变了以往只有两派斗争的格局 ,呈现出三派间既斗争又妥协、联合的新局面 ,并对孝宗朝政治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2 0世纪 80年代以来 ,已有学者认识到此问题 ,并在文中使用了“主守”或“主守派”的概念 ,但就主守派阵营何时形成 ,如何形成 ,与主战、主和两派的关系如何 ,对政治走向的影响如何 ,却乏人论及。今试就此问题作一分析和探讨 ,以求教于方家。     

和战分途：南宋初年的政治转向——以孝宗朝政策迁移为线索

南宋伊始,宋金和战问题就一直是困扰着南宋政权的时代命题。绍兴十二年缔结的宋金和议,并没有成为维系宋金长久稳定关系的基础。绍兴三十一年,金人单方面撕毁协约南侵,加之随即登基的宋孝宗锐意恢复,宋金战争一度爆发并持续到隆兴元年张浚符离兵溃。在此期间,宋孝宗选人用事并不局限于道义型主战派士大夫,对实务型主和派士大夫及主守派政治元老也多加选用;在此之后,宋孝宗迫于符离兵败的政治压力与金人议和,锐意恢复政策主张转换为内修以图恢复的长远政治谋略。宋孝宗以邪正为标准的多元用人政策,与其对金强硬的政治主张既统一又矛盾,这种复杂的政策取向既切合即时的宋金政治局势,也为南宋制定内修以图恢复的长远国策埋下了伏笔。